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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推理理論中融貫性的重要性分析

時間:2020-08-27 09:46作者:馬克西米利安·德奧·
本文導讀:這是一篇關于法律推理理論中融貫性的重要性分析的文章,法律規則層面的融貫性和一致性需要持續關注法律與融貫的基本價值體系的聯系,但麥考密克并沒有清晰地闡明基于融貫性的論辯與實質正義是如何關聯起來的,也從未緩和融貫性更大的作用與多元價值主義所信奉的元倫理之間

  摘    要: 融貫性理論的首要目的是為法律推理提供另一個視角。就融貫性在法律推理中的作用而言,麥考密克主張的是一種弱融貫論。融貫性屬于麥考密克所說的“二次證明”,二次證明必須對相互對立的兩個規則進行三次檢驗,繼而再判斷規則的一致性、融貫性和效力性。法律規則層面的融貫性和一致性需要持續關注法律與融貫的基本價值體系的聯系,但麥考密克并沒有清晰地闡明基于融貫性的論辯與實質正義是如何關聯起來的,也從未緩和融貫性更大的作用與多元價值主義所信奉的元倫理之間的緊張關系。關系倫理學要求尊重對價值問題的合理分歧,既涉及合議庭的法官之間的關系、法官與辯護人之間的關系,也涉及法官與各方當事人之間的關系。

  關鍵詞: 融貫性; 價值多元主義; 法律推理; 關系倫理學;

  Abstract: The chief motivation driving the proposal of coherence theories of law is to offer an alternative view about the scope of reason in law. In terms of the role of coherence in legal reasoning,Mac Cormick's theory is a weak theory of coherence. Coherence belongs to what Mac Cormick called second-order justification,including three tests,which are applied to each of the two possible rulings,and then used to decide between them: consistency,coherence,and consequences. Coherence and consistency at the level of rules of law depends upon a continued concern to relate the law to a coherent underlying system of values. Mac Cormick did not quite make clear the way in which coherence-based arguments were connected to substantive justice.The tension between a greater role for coherence and the meta-ethical commitment to pluralism about value is also not ever quite resolved. Relational ethics,namely,respect for reasonable disagreement about matters of value,attaches to both the relations between the judges on a panel,as well as to the relations between the judges and the parties coming before them.

  Keyword: Coherence; Value Pluralism; Legel Reasoning; Relational Ethics;

  一、引言

  阿瑪利亞·阿瑪亞的新書《理性的織錦》堪稱一部權威著作:這部作品的跨學科性很強,語言也極為優美,而且條理清晰,層次分明。對于那些對融貫性的作用感興趣的人來說,不僅在法律推理層面,而且在更具一般性的實踐理性層面,該書都能提供“一站式購物”的服務。該書拓展了哲學家、心理學家、認知科學家和法學家的合作前景,它需要并且也值得被更多人讀到。

  在阿瑪亞對融貫性的討論中,尼爾·麥考密克是一位關鍵人物。在阿瑪亞的書中并不是只涉及麥考密克,在很多細節問題上亞歷山大·佩岑尼克和羅納德·德沃金也得到了認真的對待(對羅伯特·阿列克西也有提及,但相對較少)。麥考密克的核心地位基于諸多緣由。首先是因為他從兩個方面將融貫性問題理論化,這是阿瑪亞感興趣的,即法律推理中的融貫性(規范的融貫性)和事實推理中的融貫性(敘述的融貫性)。其次,在二十世紀關于法律推理融貫性的論戰中,麥考密克是一位關鍵人物———他于1984年發表的一篇關于融貫性的論文1影響巨大,特別是在歐洲的法律理論界;2起初他曾受到佩岑尼克的啟發,后來,轉而又影響了佩岑尼克;他翻譯了阿列克西的作品,是英美傳統中最早和阿列克西進行嚴肅論戰的理論家之一3;同時,他長期和德沃金的理論進行對話。若有人對融貫性在法律推理中的作用與價值感興趣,上述論戰都是緊密相關的。

  探究阿瑪亞對麥考密克的解讀具有更加重要的實質性理由。我認為,麥考密克對融貫性的價值和作用的解讀比阿瑪亞所認為的要寬。然而在某種程度上也許是反直覺的,盡管我認為融貫性的價值和作用比阿瑪亞理解的要寬,我仍然堅持融貫性的價值和作用應該保持一定的限度。然而,這種限制的程度也會被麥考密克賦予的結果推論的作用所減輕,尤其是在多元主義的價值觀中基于元倫理學的承諾。在考慮到融貫性的限度,我將提煉出融貫性在整個法律推理理論中具有重要性的理由,當然是在比較謙抑的程度上。4

  二、阿瑪亞對麥考密克的評價

  重要的是要看到阿瑪亞對麥考密克概括評價———尤其是她將基于融貫性的法律推理視為“一個極具吸引力的新方案,這種方案可以取代形式性的法律推理和懷疑性的法律推理”。5但這就產生了一些問題:如果我們無法進行融貫性思考,是否就意味著要么落入形式主義,要么陷入懷疑主義?這樣說雖有些武斷,但確實也促使我們反思,究竟是否存在某種論辯可以作為所有法律推理的基礎,是融貫性,還是其他理論?
 

法律推理理論中融貫性的重要性分析
 

  不過,阿瑪亞有些觀點是正確的,或者說更具歷史意義的,比如她提出“法律融貫性理論的首要目的是為法律推理提供另一個或者更廣泛的視角,而非要取代法律實證主義”6。因此,我們不管是談到強融貫性,還是談到弱融貫性———弱融貫性是指其為法律證成的必要非充分條件,而強融貫性是指其為法律證成的必要且充分條件,當它被視為法律正當性的必要但不充分的條件時,它是弱融貫性;當它是必要且充分條件時,它是強融貫性7———阿瑪亞認為“正是對古典法律實證主義某些方面的不滿,才促使融貫性的興起”。8“現有的法律規則不足以解決特定案件時,此時,基于融貫性的理論并不認為法律便失效,因為法律裁判的證立足以通過融貫性來完成”。9最后,阿瑪亞說道,“這些融貫性理論的目標是提供一種非懷疑性的法律推理,以及比古典法律實證主義更具理性的證成”。10

  這種觀點似乎迎合了另外一些人,例如認為麥考密克一直以來是為適度懷疑的理論辯護,而非為法律實證主義辯護,比如反對德沃金對其批評。即便如此,這仍然是一個極具吸引力的觀點。當然,他是否成功實現了這一目標則是另一回事,也就是說:他確實提出了一個合理懷疑的法律推理理論,但他逐漸發現,這個理論最終卻無法與實證主義相容。因此,后來他承認自己與德沃金的相似之處,這讓他很驚訝。此外,對麥考密克來說,我認為還有一個更為重要的出發點,即捍衛與價值多元主義相容的理性觀,或合理的以及無法避免的道德分歧。融貫性在一個致力于價值多元主義的法律推理理論中仍有一席之地,不過,也必然只能起到有限的作用。

  阿瑪亞從三方面解讀了麥考密克的融貫性理論11:融貫性的概念;融貫性在法律推理中的作用;以及融貫性在法律中的價值。就定義而言,阿瑪亞采納了麥考密克在1984年所作的界定:從廣義上來說,原則和價值是等同的,只有在高位階原則或價值統領下,將其通盤考慮,規范之間的融貫性才能提供正當性。12

  正如阿瑪亞所指出的,這一定義有三個主要特征:(1)“規范之間融貫性與該組規范所實現的共同價值相關”;13(2)“規范之間的融貫性還取決于該組規范所指向的共同原則在多大程度上能得到實現”;14(3)“相關原則或價值在證成一組規范時,須在‘令人滿意的生活形式’的語境中予以表達”15。因此,如果車輛車速管理規定以膚色為判斷標準,這就是不融貫的,因為(1)“這些規定不符合相關的共同價值,如道路安全目標”;16(2)“這些規定無法滿足一般原則的要求,或無法對一般原則進行具體化,因此,這些規定并不融貫”;(3)這些規定也無法表現出一個令人滿意的生活形式。

  也可以將融貫性理解為判斷某事物是否融貫的依據。麥考密克在《法律推理與法律理論》中,區分了兩種融貫性論辯方法:原則論辯與類推論辯。后來,比勒費爾德團隊的比較研究促使麥考密克認為融貫性也存在于上下文之間一致性、邏輯概念論證中和歷史論證中17;他將《法律推理和法律理論》中提出的兩種論辯方法結合起來,因此:“首先,法官要查明哪些原則或價值可用以解釋相關法律規范”;其次,“相同的原則或價值應相類似地適用于待決案件中,從而與預先制定的法律條文保持融貫性”。18

  就融貫性在法律推理中的作用而言,在阿瑪亞的分類中,麥考密克主張的是一種弱融貫論。阿瑪亞認為,這是由于融貫性是證成的一個必要非充分條件;正如阿瑪亞所做的那樣,必須將融貫性放在整個法律推理過程之中,麥考密克在《法律推理和法律理論》中也提到這一點。融貫性屬于麥考密克所說的“二次證明”,即處理疑難案件中的各種問題時的工具:解釋、相關性、分類、證明(阿瑪亞將其單列為一個單獨問題作為補充)。重要的是,麥考密克為解釋二次證明如何起作用設定了一個場景,他說二次證明有助于在兩個可能對立的判決之間做出選擇。二次證明必須對相互對立的兩個規則進行三次“檢驗”,接著再判斷規則的一致性、融貫性和效力性。因此,若想了解融貫性在法律推理中扮演何種角色,則需知道麥考密克為其他檢驗所界定的含義,以及他如何看待它們彼此之間的關系,例如,如果可以,應以何種順序運用它們19。

  阿瑪亞認識到了這三者關系的復雜性。例如20,一致性主要是避免可能的裁決和既定法律之間在語言層面的矛盾,一致性有時也取決于融貫性,因為這些既定法律的文本需要解釋,而融貫性、效力性的思考可以從文義解釋上升到更為技術性的解釋層面,從而避免了原本是矛盾的后果。同樣復雜的是融貫性和后果主義之間的關系:“兩者是交疊在一起的,由于后果主義論辯在本質上是評價性的,而融貫性也包括對制度價值的評價反思,所以兩者是相互作用和交疊在一起的”。21阿瑪亞對這一關系的解讀對于她對麥考密克的批判至關重要,因此,該部分論點還需進一步說明:

  麥考密克認為,融貫性的推理對于判斷法律判決是否“合理”具有決定性作用,但為了表明法律判決是“正當的”而不僅僅是合理的,我們必須訴諸于后果主義論辯。也就是說,融貫性在法律證成中固然重要,因為一個法律判決若沒有這些論點支撐,其將缺乏法律的保證,因此,在特定案件中,融貫性的思考對判決的合法性至關重要。但是,僅僅以融貫性并不足以證明法律判決的正當性。相反,在一組備選方案中,若其均滿足融貫性的檢驗,則需要采用后果主義論辯來挑選出某個更為正當的判決。融貫性保證了判決的合法性,但只有在后果主義的基礎上才能確保這個決定是正當的。22

  阿瑪亞看來,這便是麥考密克早期成果的特點。關于這一點,阿瑪亞指出麥考密克在作品中說,“我們應該接受基于融貫性分析所得出的明確解釋,除非確實有必要采取所謂的[后果主義]論辯的范疇”。23但是,阿瑪亞又說,這種觀點似乎與麥考密克后來的觀點相矛盾:即使通過融貫性分析得出了一個較為明確的結論,“但后果主義的論辯可能會推翻基于融貫性分析所得出的初步結論,從而出現一個很荒謬的局面”。24因此,阿瑪亞總結道,對于麥考密克來說,“后果主義論辯最終成為證立所有裁判的基礎”。25這對于阿瑪亞對麥考密克的批評至關重要,因此我將在后文再次談及此觀點。

  最后,在解釋麥考密克關于融貫性的闡述時,仍有一個問題,即融貫性在法律中的價值到底是什么———也就是說,基于何種原因,融貫性才能得以被證成?根據阿瑪亞所說,麥考密克提出的原因是基于“形式”而非“實質”的正義。因此,盡管麥考密克確實提到了“令人滿意的生活形式”的概念是融貫性概念的一部分,但他并沒有真正解釋這一點,也沒有在融貫性檢驗中過多使用此概念。相反,他強調了融貫性是如何促進實踐理性所要求的普遍性,使實踐理性不那么隨意;基于這些原因,有助于“在公民與國家之間建立公正的關系”。26而且,此處也反映了“正當”與“合理”在融貫性的地位上之區別,融貫性的價值只是說明建立某事物的“合理性”,而并非說它實際上是“正當的”27。阿瑪亞說,對于麥考密克來說,融貫性仍然是一個“消極的約束”:“任何法律裁決的積極理由,即其正當性,最終是靠后果主義的論辯來確立的,而非靠融貫性”。28

  阿瑪亞將融貫性在作用和價值方面的局限性,追溯到麥考密克對理性的一般認識及其在實踐中的地位。對于麥考密克來說,“理性是實踐推理領域中一個基礎但有限的道德”———它描述了什么是可接受的,但它并不“決定在同樣合理的可能性中該作何選擇”。29事實上,法律推理中的融貫性是制度化理性的表現:同樣,它起著不可或缺但有限的作用———它是必要的,但還不夠充分。

  總之,阿瑪亞指出了麥考密克的三個問題:第一,他的闡述例如“融貫性的標準,太模糊從而無法成為付諸實踐的法律證成標準”;30第二,如上所述,“這是一個弱融貫論,從而導致理性的作用極為有限”;31第三,它只是在形式正義而非實質正義的基礎上對融貫性的價值進行辯護,這本身就是對“法律理性和實踐理性是形式的和有限的道德”的狹隘認識。32正如阿瑪亞在她的結論中所說,麥考密克的理論無法實現在法律內擴大理性范圍的融貫主義愿望。不過,可以肯定的是,這一理論以古典實證主義不具備的一種方式,認識到融貫性在法律證成中的相關性,并且它在法律內將理性的范圍拓寬至演繹推理的范圍之外。然而,從某種程度上來說,它對融貫性起的作用又非常有限,并且如果將后果主義作為最終的考量因素,在法律內擴大理性的范圍的作用———回顧來看,即融貫主義問題的主要推動力———便是非常有限的。33

  緊接著,就是阿瑪亞對麥考密克提出的挑戰———至少她的目標是在法律內擴大理性的范圍,并在形式主義和懷疑主義之間,提供一個真正意義上的第三種選擇,即一條真正的中間道路。這是一次壯舉,在阿瑪亞研究成果中的地位值得被銘記———不過,如果沒有人回應,可能會導致我們誤解麥考密克過去嘗試做的事情。所以,我試圖予以簡短回應。

  三、麥考密克的語境中的融貫性:語用學與多元主義

  在對麥考密克的諸多解讀中,阿瑪亞提到了麥考密克建立的情境語用學,即由幾個法官組成的上訴法院,在兩個可能的對立裁決之間作出決定,以及他的元倫理承諾(即價值多元主義)。這兩者都是麥考密克思考融貫性的作用和價值的重要特征。接著,我將試圖重制一個簡要的指引,揭示麥考密克對融貫性的作用和價值的看法,并指出它是如何隨著時間的推移而演變的,同時解釋他為什么總是謹慎地不高估融貫性的作用或不明確地指出融貫性的價值。

  在開始之前,我需要進行以下說明。按照上述的思考方式可能讓人覺得我自認為能找到了正確方法來解讀麥考密克,包括他是如何修正自己的觀點的。但糟糕的是,我認為他可能從未認識到自身的理論缺陷以及自己的解釋不清楚或不完整,好像自己的方法就是最完美的。我仍需強調一點:阿瑪亞對麥考密克的解讀雖沒有深入研究太多細節,但完全可以理解,這不是她的任務,她不應該因此而受到批評。我在這里的目的是提供對麥考密克的另一種解釋———或者說另一次重構———以期可以從中了解到融貫性在諸多法律推理理論中的作用。但這種重新解讀或重構并不會破壞阿瑪亞的理論框架:我只是想繼續探討下去,從而提供論戰史上一位關鍵人物的另外一種看法。

  (一)語用學中的一致性、融貫性和效力性

  麥考密克對法律推理中以融貫性為論證目標的興趣,開始于他對價值和一般原則的作用的早期考察,尤其是通過類比。34可以說,基于對蘇格蘭法律傳統的了解,激發了他對原則的作用的興趣,如T.B.史密斯所說,該傳統極為強調某些基本原則之間體系上的融貫性。35麥考密克未曾接受蘇格蘭的正規法律教育———他在牛津大學讀了法律本科,但他的著作和同事們對他的報告都記錄了他對蘇格蘭法律以及蘇格蘭思想的深刻了解。36當然,德沃金如何利用價值、原則和法律推理來挑戰哈特的實證主義,進一步激發了人們對價值、原則和法律推理作用的興趣。盡管如此,作為最初的,也許是最重要的影響的蘇格蘭背景,對麥考密克的重要性不容小覷。例如,在蘇格蘭法學院會議上發表的一篇論文《法律原則》中,麥考密克借鑒了原則在蘇格蘭法律中的作用,談到原則通過以下方式解釋一系列規則:一組規則為了實現某些共同的目標,為實現特定目標,法律需要變動或被變動。原則是規則的基礎,當我們以動態和創造性的角度看待司法程序時,會看到在制定新規則時,原則對其正當性至關重要。37

  就法律追求的“共同目標”而言,麥考密克使用的另一個術語是“價值”。法官在審理案件時,尤其是通過類比,闡明了他們所描述的原則,這些原則是一系列規則背后的基礎,而這些原則,本身也被視為價值體系(理想目標)的一部分。麥考密克認為:法律規則層面的融貫性和一致性需要持續關注法律與融貫的基本價值體系的聯系。這種持續關注只能通過不斷努力制定和修正各個法律部門的基本原則體系予以表現。當然,我們之所以關注法律價值,是因為在其他地方的法律中,圍繞原則生發的問題,本質上是有爭議的。38

  最后一句話很重要:它表明了麥考密克對價值多元主義的信奉,或者說,正如他在那篇論文中所說,他認為德沃金“低估了這些本質上有爭議的問題中所涉及的選擇、自由裁量和判斷的程度”。39如下所述,價值多元主義的重要性總是伴隨著融貫性的討論;谏衔囊鑫覀兡軌虻贸隽硪粋觀點:阿瑪亞或許是正確的,在麥考密克的一些著作中,他并沒有清晰地闡明基于融貫性的論辯與實質正義是如何關聯起來的;同樣清楚的是,無論是談及“令人滿意的生活方式”,還是“共同目標”,抑或是“價值”,融貫性與麥考密克都是如此的密不可分。40但關鍵在于,他不想過分強調這種聯系,因為這樣做可能會削弱他對價值多元主義的堅持。

  在麥考密克的早期作品中也提到了間接推理,41并在一定程度上談到了一致性,但更加強調了融貫性。然而,隨著1978年麥考密克發表“審判的動機”42一文,以及《法律推理與法律理論》,這種趨勢在某種程度上轉變為對后果的強調。人們不禁認為這是試圖對德沃金的反擊:也許部分是由于修辭的效果,麥考密克發現自己并沒有突出融貫性(原則)的重要性,反而強調了后果的重要性(在德沃金的語境中,是政策),但終究是因為麥考密克未能證明德沃金低估了法官之間確實會存在合理分歧的可能性。43那么,爭論的焦點就在于元倫理層面,麥考密克致力于價值的多元主義和非認知主義。之所以強調后果,是因為就替代選擇的后果的可取性而言,可能會存在不同看法;不過該制度允許司法意見多元化,這為承認并依賴結果主義的考量打開了大門,而結果主義的考量在為自己支持的決定辯護時又是極其重要的。44

  麥考密克在這里也闡明了情境語用學,特別是指對兩個對立命題的“檢驗”。45融貫性和一致性,連同后果都屬于這種“檢驗”范疇內,這與上述的元倫理立場也有關:法院在對備選裁判規則檢驗過程表現為:通過評估一方對另一方的后果來檢驗裁判的過程,通過評估這些裁判的規則來檢驗這些裁判,作為一項法律規則,考慮整個法律語境和這些裁判的歸因或歸責目的,才是最有意義的。這一過程是英國法院做出判決的關鍵步驟。當然,這在一定程度上取決于主觀評價,不同的人可能會得出不同的結論。46

  正是在語用學的檢驗下,我們必須思考融貫性在法律推理中的作用。這是為了讓法庭在對立的裁決之間做出選擇,而法庭由多位法官組成,這些法官很可能在價值問題上存在分歧,換言之,之所以需要密切關注語用學,就是因為它影響人們如何看待融貫性、一致性和后果之間的關系,而這對理解麥考密克究竟是如何闡述融貫性的作用和價值至關重要。

  那么,我們就嘗試在語用學的語境中梳理這些關系。當多個法官為排除異見尋找論據時,有一種觀點認為,僅憑一致性或僅憑融貫性便足以證成排除的正當性。為了在兩個可能的裁決中做出選擇,法官通過是否一致或是否融貫來檢驗。47如果在任何情況下都得出否定答案,那么就可以將其排除在外。此時,一致性或融貫性是必要且充分的。但是,法官基于一致性或融貫性排除一項可能的裁決也可能無法達成共識———即兩名或兩名以上的法官通過檢驗兩種可能的裁決,都能為其找到合理的論據。法官繼而考慮后果,并進一步檢驗兩項可能的裁決———考慮采用其中之一的后果,并審查這些后果的可取性或可接受性。然而,進一步設想,法官們確實同意排除一項可能的裁決,但他們仍然可以繼續對剩下一項可能的裁決進行檢驗,檢驗其一致性和融貫性(假設已完成這兩個檢驗)以及結果。如果法官在評估裁決的后果時,法官將這些后果認定為不可取或無法接受,那么他們可能就需要再回到他們最初放棄的那個備選的裁決,然后考慮是否還有其他解釋方法,或者在語言一致的情況下,或在融貫的情況下參考不同的原則,以使其能夠通過這兩個測試并產生后果,這樣的結果可能更加可取或可被接受。

  最后一點可幫助我們看到麥考密克的暗示,他并未詳細展開論述,即融貫性論辯的潛在生命力。他沒這樣做可能是因為他把自己限定在上述的語用學之中,即法官通過檢驗雙方提出對立的裁決,看能否達成共識。但通常情況下,法官也必須尋找可能的規范淵源,從而得出一個可能的和合理的裁決。方法之一是擴大規則集,并將該規則集視為一個為計算出新的正當原則的數據,以使這些規則具有規范意義,即某種所欲的價值。因此要看到,盡管基于融貫性的論辯在選擇和進一步檢驗可能的裁決方面發揮著重要作用,但它們也可能先行生成可能的判決。48

  回到二次證明中三種檢驗之間的關系,問題可能比上述內容還要復雜。這是因為在麥考密克的闡述中有一層含義,即后果主義的論辯依賴于融貫性的論辯,或者說至少重疊很多,以至于很容易看出前者依賴后者。這在《法律推理與法律理論》中已經出現,只不過后來更加明顯,當時麥考密克縮小了他認為法官通常會做,也應當去考慮和評估的各種后果的范圍。在其他地方我曾更為詳細地探討過這個問題,49因此,在這里我僅做以下幾點簡短的評論。在《法律推理與法律理論》中,麥考密克就已經提出,當我們“對后果的相對性、可比性、可取性和不可取性進行考量時,才能得出判決結論”,“當存在相互沖突的類似的或者一般規則或原則時,法官只有做出此種考量,才能證明該判決能得到現有法律的支持”。50然而,在《法律推理與法律理論》中,麥考密克仍然在一個較寬泛的語境下在論述,即法官要考慮的各種各樣的可能后果。后來,麥考密克一定程度上是為了回應批評者的反對,51因此,他縮小了法官通常要思考并且也應該去思考的后果的范圍,從而變為所謂的“效力”52?紤]到后果的狹隘性———實際上,人們會將可能的裁決作為規范指引,基于此來預測人們的行為———通過評估它們的接受度來考量后果。然而,這種“可接受度”取決于由法官將既定規則合理化為的原則,即基于融貫性的檢驗。因此,事實證明,當面對兩個相沖突的可能的裁決時,即使它們通過融貫性和一致性的檢驗,我們依然無法做出選擇,但當我們再考量其后果時,其實就是通過融貫性的檢驗來予以判斷的。

  為便于理解,我們可以將其總結如下。融貫性檢驗至少有四個作用,第一種作用是,當法官在為排除兩個可能的裁決其中之一而尋找依據時,此時,他們會排除不融貫以及不一致的裁決。在此,他們如果同意的話,融貫性似乎是必要且充分條件。第二種作用是,當法官無法排除不融貫的裁決時,卻發現兩種可能的裁決都是融貫的:這使得這些裁決是得到證成的。從此種意義上來說,融貫性是必要非充分條件。還有第三種作用,即在權衡相互對立的裁決的后果時:規則合理化為一般原則,而如果根據這些原則來考量,這些后果不具有可取性和可接受性。由此看來,融貫性似乎又是充分且必要的。最后,第四種作用是,當雙方當事人已經闡明的相互對立的可能的裁決時,而法官不僅要在彼此之間做出選擇,而且還必須做出裁決,為此,他們需調整規范意義上的規則集,從而才可能做出裁決。因此,在麥考密克的這篇文章中,當他談及融貫性的不足時,所談到的是初級階段的融貫性———當時人們正在尋求排除和界定正當性的事由。然而,融貫性的作用并沒有就此消失,因為融貫性固然是確定何為正當的———確切地說是在考量后果階段(至少將后果限制在效力范圍內)。在該階段,融貫性是必要且充分的。事實上,在《法律推理與法律理論》中,麥考密克就已述及,當在兩個對立的裁決之間做出選擇時,若要證明選擇的正當性,最有力的根據非將后果主義和融貫性結合起來莫屬。53尤其將兩者與文本語言組合起來時,便可以超越一致性,盡管一致性確實真正設定了限制,但始終有操作的空間。在適用先例的情形下,由于沒有權威的語詞形式,所以,可操作性更強,因此成文規則在某種程度上都可以被重新建構54———并且在理想情況下,也僅僅需要通過后果主義和融貫性的檢驗便可以得到保證。矛盾的是,在某種程度上,如果人們僅僅關注麥考密克關于融貫性的著作,無法看到融貫性的所謂的全部作用和價值:仍須關注他關于間接推理的論述。55

  (二)融貫性的局限性:實踐理性與價值多元主義

  如果融貫性與麥考密克所說的價值多元主義一樣重要和普遍,那么它如何與其保持一致,以及他如何將后果與價值多元主義的立場的聯系起來?在這里,我們必須深入探討麥考密克的實踐理性觀及其與價值和多元主義的關系。雖說無法深入探討,但至少可以作如下討論。

  我們須記起那段歷史:在20世紀70年代中后期,麥考密克以他認為與哈特的實證主義相通的方式回應德沃金。在某種程度上,這需要他對價值采取多元化和非認知主義的觀點,因為這有助于他將自己與德沃金區分開來,從而凸顯出他認為被德沃金低估的東西,即在價值問題上存在合理分歧的可能性。除了融貫性可能與德沃金所謂的一般原則有關,以及后果與德沃金所謂的政策有關之外,這就意味著在早期著作中,麥考密克旗幟鮮明地強調了后果而非融貫性。但在某種程度上,人們也可以看到,后果與融貫性之間的聯系非常緊密,我猜測麥考密克是隨著時間的推移才意識到的。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他于1972年回到蘇格蘭,并開始講授蘇格蘭法律思想,當然只是在蘇格蘭法學院。麥考密克在牛津大學時,就已經開始撰寫《法律推理與法律理論》了,哈特與德沃金的論戰如火如荼,在他抵達愛丁堡后,刻意與此論戰保持距離,回歸到蘇格蘭法律的特質中。

  從強調后果或看到融貫性在后果考量中的重要作用,到之后的轉變,在某種程度上也是1978年到80年代初他職業生涯中一段關鍵時期的成果。這一時期,他與哈特也保持距離,并且更明確地采取這一立場,即理論家在描述法律和法律推理時能夠甚至必須訴諸于價值。他自己不一定就做到了。56采取這一立場也意味著他發現自己比當初更接近德沃金。然而,麥考密克從沒有主動接近德沃金,這很重要,也就是說,他從來沒有放棄過對價值多元主義的堅持,以及理論構建必須尊重人和道德自治。某種程度上,性格使然,麥考密克的理論成果也多少源于他對別人觀點的尊重,以及他經常把自己的觀點建構在別人成果的合成或中間道路之上。

  必須說的是,問題可能并不是理性在法律中究竟有多廣泛的作用,更大的挑戰是如何構建一個旨在尊重道德生活多樣性的法律理論和法律推理的理論。對于麥考密克來說,他之所以說在某些時刻我們無法通過理性理解價值,是因為僅憑理性無法理解很多重要的事物,尤其是情緒。57盡管如此,重要的是我們的情緒依然可以被視為是自身對理性的表達58———這是出于對人的尊重。這里受到限制的“理性”更像是證明或是證明理性有其局限性,因為我們無法向他人證明或證明他們的價值取向或選擇是錯誤的,因為這對他們而言是缺乏尊重的。但是麥考密克極力捍衛的是一種更廣泛意義上的理性,即對他人的尊重,以及對道德自主性的重視。如果我們不按照他堅定不移所信奉的方式去閱讀他的法律推理理論,我認為會誤解麥考密克。59

  因此,在《法律理論與法律推理》出版之后的幾年中,麥考密克面臨一個難題,他承認融貫性和原則和價值在法律推理中的作用遠超過目前所被允許的。問題在于融貫性更大的作用與多元價值主義所信奉的元倫理之間的緊張關系。我認為他從來沒有完全緩和這種緊張關系———也許這就是問題的關鍵,緊張關系從未得到緩和,不過他確實一直嘗試去解決,例如,他通過擴大理性概念的外延,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種“關系倫理學”,60準確地表達一個人對其他人的尊重。據說麥考密克已放棄了他的非認知主義,并且稍微緩和了他關于元倫理的價值多元主義,但他始終意識到,在法律推理中,原則和價值的作用不足以動搖最基本的倫理基礎:尊重他人。

  四、結論:法律推理理論與關系倫理學

  最后,我希望以一種更宏觀的角度討論融貫性———恰好作為上文提及的“關系倫理學”的一部分。我已經提到了關系倫理學的一個方面,即尊重對價值問題的合理分歧(在法官之間)。這是麥考密克的作品一大亮點,也極具啟發性:希望找到一種方式來揭示法律推理究竟是如何運作的,這種方式不會影響到對他人道德自主、理性、感受、規范取向和信奉的尊重。這實際上在兩個層面都適用,即構建一個法律推理理論,該理論涵蓋:(1)法官與其他專業成員之間慣常存在的分歧,特別是關于什么應該是“共同的目標”、“價值”,法律應該如何表達或實現的“令人滿意的生活方式”;(2)法官們通;ハ嘧鹬,但他們也應該表達可能會遇到的道德分歧。麥考密克的第一本書《法律推理與法律理論》解決的是第一個問題,而他最后一本書《法律與道德的實踐理性》解決的是第二個問題。在最后一本書中,他引入了所謂的“Smithian Categorical Imperative”的概念,將此稱之為法官的決策程序,法官們希望認真對待、尊重、情感表達、情感持有的各方規范性信念,他們意識到,如果要認真對待和尊重這些信念,他們仍然需要做出決定并證明其正當性。第二個問題也是關系倫理學的一部分———此時是指法官和各方當事人之間的關系,特別是指其情感層面之間的關系。61

  因此,關系倫理學既涉及合議庭的法官之間的關系、法官與辯護人之間的關系,也涉及法官與各方當事人之間的關系。但也能說包含更多的關系,62當人們以歷時性的方式思考法律推理時,就會發現其中的一些:第一,法官、辯護人之間的關系以及法官與判例之間的關系;第二,現任法官、辯護人的決定與將來的判決之間的關系。因此,當法官與過去的文本打交道時,會顧及一些特殊因素,也會使用某種特定的認知模式。同樣地,現在的法院與將來的法院之間的關系的研究也少得多,因此,現有法院通常會在其判決中采取表達和溝通的方式,這些方式嚴格來說并非是證明當前裁決的必要條件,而是為將來的法院提供資料。其中,包括對案件中采用的解決方案表示懷疑,或者列出其他管轄地提供的替代解決方案,或假設對本案采納的理由進行限制,將其以舉例形式予以展現。從融貫性的角度來看,所有這些表達和溝通方式可能都是沒有價值的:它們作為插入部分,破壞了判決的融貫性,在某種程度上也破壞了其規范性。然而,從歷時性的關系倫理學的角度來看,這種表達和交流的方式,可以改善現在法院與將來法院之間關系。

  最后,另一種關系也應予以留意,即此法律傳統與彼法律傳統的法官和辯護人之間的關系,當然,在歷時性框架中,也會涉及到當前、過去和將來。在法律推理理論中,這也是一個很少被研究的關系,尤其是如果我們認真比較法史學家關于法律思想和法律技術在時間和空間上的傳播方式(以及傳播量),63以及法律推理中有多少思想和技術是如何從其他地方采納和借鑒的,也非常重要。若從融貫性角度來看,這些插入部分可能會再一次加劇一個法律傳統的不融貫程度。目前,如前所述,很多尚未研究的文本在形式上就不一致,需要更可能地去規范地理解這些文本。然而,從傳統及其內部制度之間關系的角度來看,這種不融貫性的加劇可能會改善這些關系的質量,從而進一步促進相互借鑒和合作。64

  我非常明確地肯定,上述內容中,我并不是說阿瑪亞的書因為考慮的不周全就應受到指責,而是如我在開篇所說,阿瑪亞的《理性的織錦》一書,已經取得巨大的成功,如果非要說它有缺陷,那就像是說太平洋不夠大。65相反,我希望只是提出一些問題:道德在構建法律推理理論中的作用是什么,應該是什么?我們的法律推理理論是否應該考慮到無論何人進行法律推理,各種各樣的關系其實都在起作用,并且是否也要記住這些關系的倫理(是什么使它們更好或更糟)?如果我們把這一切牢記于胸,那將看到,我們不能僅僅圍繞一種證成模式,或者更廣泛地說,僅僅圍繞某一種表達或溝通模式建構法律推理理論,相反,我們的理論必須試圖平衡法律推理中證成、表達和溝通模式的多元化,并弄清楚究竟哪些模式對各類關系有益或者有害。

  注釋

  1Mac Cormick,N.1984.Coherence in Legal Justification. In Theory of Legal Science.Ed.A.Peczenik,L.Lindahl,and B.van Roermund,235-51.Dordrecht:D.Reidel.
  2實際上,阿瑪亞討論規范融貫性的重要示例Sweet v. Parsley就來自此篇論文。相反,麥考密克可能從Lyndel Prott關于Josef Esser的論文中獲取了例子。Esser在法律推理理論中的歷史地位其實要高于通常對他的評價,這可能是因為他被當作比較法學家而非理論家(當然只是囿于對何為理論的狹隘認識)。Esser和Chaimm Perelman(以及在較小程度上,Julius Stone和Theodore Viehweg)是對麥考密克的重要影響來源。例如,麥考密克在Esser和Perelman的作品中發現了可接受性的概念,這對他理解后果主義論辯至關重要,參見Mac Cormick,N.1978a.Legal Reasoning and Legal Theory.Oxford:Clarendon.但是在更加寬泛的意義上,非邏輯推理仍然受制于理性標準:盡管這種推理的結論可能不存在必然性,但這種推理仍然展現出正當、充分或表明上可信的理由,See Prott,L.1978.Updating the Judicial“Hunch”:Esser’s Concept of Judicial Predisposition.The American Journal of Comparative Law 26(3):468.
  3See Alexy,R. 1989. A Theory of Legal Argumentation. Trans. R. Adler and N. Mac Cormick. Oxford:Clarendon; Mac Cormick,N. 1983a.Contemporary Legal Philosophy:the Rediscovery of Practical Reason.Journal of Law and Society 10(1):1-18.
  4限制融貫性在法律推理中的作用可能還有其他原因,William Lucy和Grant Lamond在本次研討會上發表的論文都談到了在實踐中運用法律推理的方法論重要性,盡管存在混亂(是機構壓力和人為缺陷的結果)。這種方法可能表明,法律推理中總是存在多種形式的辯護。這種對多種要素的強調在很大程度上是麥考密克關于法律推理的工作主題,并且有人說這種“強調”是此方法下的直接結果(包括合理地重構了許多案例的細節)。See Mac Cormick,N.1991.Donoghue v.Stevenson and Legal Reasoning.In Donoghue v.Stevenson and the Modern Law of Negligence.Ed P.T.Burns and S.J.Lyons,191-214.Vancouver,B.C.:Continuing Legal Education of British Columbia.
  5Amaya,A.2015.The Tapestry of Reason: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of Coherence and Its Role in Legal Argument.Oxford:Hart.
  6Amaya,A.2015.The Tapestry of Reason: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of Coherence and Its Role in Legal Argument.Oxford:Hart.p.4.這可能會增加在懷疑的法律現實主義中為有限的角色提供替代方案的想法。但是,從歷史上看,阿瑪亞強調了對古典法律實證主義的不滿,盡管有待檢驗,但似乎很有說服力。
  7Amaya,A.2015.The Tapestry of Reason: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of Coherence and Its Role in Legal Argument.Oxford:Hart.p.11.
  8(1)Amaya,A.2015.The Tapestry of Reason: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of Coherence and Its Role in Legal Argument.Oxford:Hart.p.11.
  9(2)Amaya,A.2015.The Tapestry of Reason: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of Coherence and Its Role in Legal Argument.Oxford:Hart.p.11.
  10(3)Amaya,A.2015.The Tapestry of Reason: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of Coherence and Its Role in Legal Argument.Oxford:Hart.p.11.
  11(4)阿瑪亞解讀了麥考密克的一系列令人印象深刻的出版物,從1978年出版的《法律推理與法律理論》到最后一本《法律與道德的實踐理性》。
  12(5)Mac Cormick,N.1984.Coherence in Legal Justification. In Theory of Legal Science.Ed.A.Peczenik,L.Lindahl,and B.van Roermund,235-51.Dordrecht:D.Reidel,p43,quoted in Amaya,A.2015.The Tapestry of Reason: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of Coherence and Its Role in Legal Argument.Oxford:Hart.p14.
  13(6)Amaya,A.2015.The Tapestry of Reason: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of Coherence and Its Role in Legal Argument.Oxford:Hart.p.13.
  14(7)Amaya,A.2015.The Tapestry of Reason: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of Coherence and Its Role in Legal Argument.Oxford:Hart.p.14.
  15(8)Amaya,A.2015.The Tapestry of Reason: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of Coherence and Its Role in Legal Argument.Oxford:Hart.p.14.
  16(9)Amaya,A.2015.The Tapestry of Reason: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of Coherence and Its Role in Legal Argument.Oxford:Hart.p.14.
  17(10)See Mac Cormick,N.1991.Donoghue v.Stevenson and Legal Reasoning.In Donoghue v.Stevenson and the Modern Law of Negligence.Ed P.T.Burns and S.J.Lyons,p191-214.Vancouver,B.C.:Continuing Legal Education of British Columbia; Mac Cormick,N.1993.Argumentation and Interpretation in Law.Ratio Juris 6(1):p16-29.
  18(11)Mac Cormick,N.1991.Donoghue v. Stevenson and Legal Reasoning.In Donoghue v.Stevenson and the Modern Law of Negligence.Ed P.T.Burns and S.J.Lyons,p16.Vancouver,B.C.:Continuing Legal Education of British Columbia.
  19(1)這里阿瑪亞引用了麥考密克對這三者之間差異的解釋,即“世界上什么是有意義的”(后果)和“制度語境下何為有意義的”(一致性和融貫性),這一點最初出現在麥考密克《法律推理與法律理論》的第103頁中。然而,這種三種檢驗方法的劃分在麥考密克的全部作品中只了出現一次就消失不見,因為它掩蓋了三種檢驗之間復雜的關系。
  20(2)相似觀點,參見Amaya,A.2015.The Tapestry of Reason: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of Coherence and Its Role in Legal Argument.Oxford:Hart.p.17.
  21(3)Amaya,A.2015.The Tapestry of Reason: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of Coherence and Its Role in Legal Argument.Oxford:Hart.p.17.
  22(4)Amaya,A.2015.The Tapestry of Reason: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of Coherence and Its Role in Legal Argument.Oxford:Hart.p.17.
  23(5)Amaya,A.2015.The Tapestry of Reason: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of Coherence and Its Role in Legal Argument.Oxford:Hart.p.18.
  24(6)Amaya,A.2015.The Tapestry of Reason: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of Coherence and Its Role in Legal Argument.Oxford:Hart.p.18.
  25(7)Amaya,A.2015.The Tapestry of Reason: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of Coherence and Its Role in Legal Argument.Oxford:Hart.p.18.
  26(8)Amaya,A.2015.The Tapestry of Reason: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of Coherence and Its Role in Legal Argument.Oxford:Hart.p.19.
  27(1)Amaya,A.2015.The Tapestry of Reason: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of Coherence and Its Role in Legal Argument.Oxford:Hart.p.20.
  28(2)Amaya,A.2015.The Tapestry of Reason: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of Coherence and Its Role in Legal Argument.Oxford:Hart.p.20.
  29(3)Amaya,A.2015.The Tapestry of Reason: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of Coherence and Its Role in Legal Argument.Oxford:Hart.p.21.
  30(4)Amaya,A.2015.The Tapestry of Reason: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of Coherence and Its Role in Legal Argument.Oxford:Hart.p.22.
  31(5)Amaya,A.2015.The Tapestry of Reason: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of Coherence and Its Role in Legal Argument.Oxford:Hart.p.22.
  32(6)Amaya,A.2015.The Tapestry of Reason: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of Coherence and Its Role in Legal Argument.Oxford:Hart.p.22.
  33(7)Amaya,A.2015.The Tapestry of Reason: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of Coherence and Its Role in Legal Argument.Oxford:Hart.p.23.
  34(1)他的第一篇關于是否應該廢除死刑的論文中就已出現,See Mac Cormick,N.1966.Can Stare Decisis Be Abolished? Juridical Review 11:p197-213.
  35(2)See Farmer,L.2001.Under the Shadow over Parliament House:The Strange Case of Legal Nationalism.In The State of Scots Law:Law and Government after the Devolution Settlement.Ed.L.Farmer and S.Veitch,151-64.Edinburgh:Tottel.
  36(3)See Walker,N. ed. 2012. Mac Cormick’s Scotland. Edinburgh: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例如其中的章節,Mac Queen,H. 2012. A PostPositivist Outlook from the Thistle.In Mac Cormick’s Scotland. Ed. N.Walker,3-24.Edinburgh: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在那其中的一章包括一篇作者的分析麥考密克作品中關于蘇格蘭主題的書目文章,See Del Mar,M.2012.The Works of Neil Mac Cormick:A Bibliography and Bibliographical Essays on Scottish Themes.In Mac Cormick’s Scotland. Ed.N.Walker,25-72.Edinburgh: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37(4)Mac Cormick,N.1974.Principles of Law.Juridical Review 19:p222.
  38(5)Mac Cormick,N.1974.Principles of Law.Juridical Review 19:p 225.
  39(6)Mac Cormick,N.1974.Principles of Law.Juridical Review 19:p 225.
  40(7)可以說,在某些方面,麥考密克確實強調了融貫性和形式正義之間的聯系。有人可能會推測這一點始于他1976年關于Formal Justice and the Form of Legal Arguments的論文,其中麥考密克可能受到Perelman的影響——這篇論文是在Perelman的邀請下在布魯塞爾發表的。
  41(8)See Mac Cormick,N.1966.Can Stare Decisis Be Abolished? Juridical Review 11:197-213.正如該論文的標題所示,這也是在Perelman的邀請下在布魯塞爾發表的一篇論文。
  42(9)Mac Cormick,N.1978b.The Motivation of Judgement in the Common Law.In La Motivation des Decisions de Justice.Ed.C.Perelman and P.Foriers,p167-94.Brussels:Bruylant.
  43(10)See Mac Cormick,N.1978c.Dworkin as Pre-Benthamite.Philosophical Review 87(4):p585-607.其中有對“認真對待權利”的評論。
  44(1)Mac Cormick,N.1978b.The Motivation of Judgement in the Common Law.In La Motivation des Decisions de Justice.Ed.C.Perelman and P.Foriers,p169.Brussels:Bruylant.
  45(2)這種科學語言很有趣,作者認為其受到卡爾·波普爾的影響。據作者認為,它在20世紀70年代中期進入了麥考密克的詞匯體系中。
  46(3)Mac Cormick,N.1978b.The Motivation of Judgement in the Common Law.In La Motivation des Decisions de Justice.Ed.C.Perelman and P.Foriers,p183.Brussels:Bruylant.
  47(4)作者認為正是這種對不一致和不融貫的敏感性更為重要(在現象學中和認知學意義上),反而不是對一致性或融貫性的追求。
  48(5)See Mac Cormick,N.2005.Rhetoric and the Rule of Law.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在麥考密克后來的著作中,例如在Rhetoric and the Rule of Law里的“Coherence,Analogy and Principle”一章中,這種更具生成性的融貫性更加清晰;麥考密克給出的一些例子顯然是法官使用融貫性作為建構性檢索原則的一部分用以決定案件;例如,參見他對Conjoined Twins case的描述,以及Terrorist Suspects。事實上,如果仔細觀察本章與1984年論文(后者部分并入前者)之間的差異,人們會看到麥考密克所添加的內容(不包括1984年與此有些不一致的被刪除的段落)涉及更具生成性的融貫性解讀;例如,“法官可以承認他們支撐判決的那些法律原則…涉及‘發展’法律”,和“正在制定的新法律…是在現有法律體系的基礎上制定的…因為它是在法院認為最有效的指導原則的指導下制定的,這些指導原則可以通過既存法律來建構”。
  49(1)Del Mar,M.2015.The Forward-Looking Requirement of Formal Justice:Neil Mac Cormick on Consequential Reasoning. Jurisprudence 6(3):p429-50.
  50(2)Del Mar,M.2015. The Forward-Looking Requirement of Formal Justice:Neil Mac Cormick on Consequential Reasoning. Jurisprudence 6(3):p173.
  51(3)See Rudden,B.1979.Consequences.Juridical Review 24:193-201.
  52(4)See Mac Cormick,N.1983b.Legal Decisions and Their Consequences:From Dewey to Dworkin.New York University Law Review 58:239-58.修訂后將其納入Mac Cormick,N.2005.Rhetoric and the Rule of Law.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
  53(5)See Mac Cormick,N.1983b.Legal Decisions and Their Consequences:From Dewey to Dworkin.New York University Law Review 58:p207.
  54(6)See Mac Cormick,N.1983b.Legal Decisions and Their Consequences:From Dewey to Dworkin.New York University Law Review 58:p221.
  55(7)See Mac Cormick,N.1984.Coherence in Legal Justification.In Theory of Legal Science.Ed.A.Peczenik,L.Lindahl,and B.van Roermund,235-51.Dordrecht:D. Reidel.因此,正如麥考密克這篇論文一樣,僅專注于融貫性、將融貫性視為一個獨立的、甚至可以從間接推理中分離出來的主題是一種誤導。
  56(1)See Duff,A.1980.Legal Obligation and the Moral Nature of Law.Juridical Review 25:61-87; Finnis,J.1980.Natural Law and Natural Rights.Oxford:Clarendon.這一點經常被總結麥考密克的觀點論述所忽略,這是對哈特的一種修正。也就是說,它為理論家利用自己的價值觀去描述當事人的內心想法敞開了大門。因此,可以說,麥考密克是一個“后實證主義者”,比人們通常所說的要早的多。(當然,假設他過去是一個實證主義者,不過我認為他不是。)
  57(2)這篇論文在《法律推理與法律理論》中是最具說服力的,不過還有一個問題,即麥考密克何時開始懷疑這一點的。對這個問題的論述,另作他文。
  58(3)這是Ried對休謨的修正。
  59(4)See Mac Cormick,N.2008.Practical Reason in Law and Morality.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因此,我認為,正是基于對他人道德自治的尊重,我們應該閱讀麥考密克在Practical Reason in Law and Morality中采用的Smithian Categorical Imperative。正如他早在20世紀80年代就預見到的那樣,例如,在他的論文中,“Universalisation and Induction in Law”正在尋找一種客觀化的形式(或如他所說的“準客觀性”),這種客觀性平衡了人們可能擁有的價值觀的多元化(通過他們的情感來舉例和表達),以及為了達成某種暫時性的一致性,一些人試圖通過普遍化建立一個共同的框架。See Mac Cormick,N.1987.Univer-salisation and Induction in Law.In Reason in Law,vol.1.Ed.C.Faralli and E.Pattaro,91-106. Seminario Giuridico dell’Universita di Bologna.Miscellanee,6.Milan:Giuffre`.這就是為什么麥考密克認為,普遍性只是程序性的,而不是次階段性的,并且總是被放在這個(Smithian)關系框架中來緩和。
  60(1)這是作者創制的術語,其目的是將道德和政治哲學中各種各樣的研究線結合起來,這些研究線既不是圍繞第一人(完全控制其規范信奉的自主個體)構建的,也不是圍繞第三人(共享規范和價值觀的共同體)構建的,而是圍繞第二人(當人們在規范和價值互動時存在不完全重疊)。作者在其他作品中發展了這種關系傳統。
  61(2)See Mc Ewan,I.2014.The Children Act.London:Vintage.這篇論文也探討了同樣的問題。
  62(3)這里作者并沒有討論的另一組關系是法院和其他法律/政治秩序中的組織機關之間的關系,例如法院和立法機關之間的關系,以及法院和行政人員之間的關系。
  63(1)See Del Mar,M.2017.Legal Reasoning in Pluralist Jurisprudence:The Practice of the Relational Imagination.In In Pursuit of Pluralist Jurisprudence.Ed. A.Halpin and N.Roughan,40-63.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作者在“Legal Reasoning in Pluralist Jurisprudence”這一章中曾嘗試解決這些問題。
  64(2)See Roughan,N.2013.Authorities:Conflicts,Cooperation,and Transnational Legal Theory.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尤其是在當今的跨國條件下,這可能對這些部門的權威很重要。
  65(3)See Amaya,A.,and H.L.Ho,eds.2012.Law,Virtue and Justice.Oxford:Hart.此處,作者提出的一些問題可能有答案,可以在阿瑪亞的書中找到重要的資源,也可以在她的其他關于道德倫理方面的作品中找到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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