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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個案裁判與公眾意見的良性互動構建

時間:2020-09-15 09:16作者:姜濤
本文導讀:這是一篇關于司法個案裁判與公眾意見的良性互動構建的文章,隨著社會的發展,刑事司法活動的透明度不斷增強,法院庭審直播、裁判文書通過中國裁判文書網向公眾公開以及刑事案件公開審理制度的不斷完善,使得公民對刑事裁判的關注度不斷提高。

  摘    要: 司法改革必定在刑事裁判與公眾認同的復雜關聯中跋涉前進,刑事司法裁判需要公眾認同,公眾對司法公正往往有更高的期待,這就為公眾意見進入司法開辟了理論與制度通道。公眾意見是一柄雙刃劍,運用得當,則司法與公眾兩得其利;運用不當,則司法與公眾兩受其害。面對公眾認同危機,司法的積極回應比消極逃避更重要,回應既包含著接受,也包含著引導,F代司法要始終堅持一種外在的眼光、開放的立場來思考個案的公正裁判,即發掘司法的核心精神,尊重公眾理性的意見表達,為個案裁判注入道德內涵,讓公眾感受到司法正義。同時,司法應縮短而不是加大法律與社會生活的距離,司法必須重視公眾意見,深入挖掘法治的核心精神,應當重視法理思維,為司法注入一定的道德內核,并實現由接受者到回饋者乃至引導者的角色轉變。

  關鍵詞: 刑事裁判; 公眾認同; 司法權威; 法理型司法; 司法的道德性;

  Abstract: The ongoing judicial reform must steer a course forward amid the complex relationship between criminal judgments and public recognition. Criminal judicial judgments need public recognition, and the public often have higher expectations for judicial justice, which opens up a theoretical and institutional channel for the public opinion to enter the judicial system. Public opinion is a double-edged sword. If it is used properly, both the judiciary and the public will benefit from it. If it is not used properly, both the judiciary and the public will suffer from it. In the face of a public recognition crisis, positive response from judiciary organs is more important than negative escapism. The so-called response includes both acceptance and guidance. Modern justice should always adhere to a third-eye vision and an open mind when it comes to considering the justice of a case, that is, explore the core spirit of justice, respect the rational expression of public opinions, inject moral connotation into legal cases, and let the public feel the ‘justice' of justice. At the same time, the judicature should shorten the distance between law and social life rather than widen it. The judicature must earnestly take heed of public opinions, deeply tap the core spirit of rule of law, stress legal thinking and methodology, inject moral ingredients into the judicature, and realize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role of the judiciary from a receiver to a giver and even a guide.

  Keyword: criminal judgment; public recognition; judicial authority; jurisprudential justice; morality of justice;

  隨著信息時代的到來以及近年來公眾參與意識的提高,司法距離社會生活越來越近,使司法獨立與輿論監督之間那種“剪不斷,理還亂”的困惑變得更為突出、復雜,輿論對司法裁判的影響顯著提升,甚至呈現出輿論“左右”審判的現象,社會公眾的集合性判斷和評價成為客觀現象[1]。到目前為止,我國法學界雖然意識到這一問題,但對司法與公眾意見的關系尚無一致且明確的認識,這集中反映在司法個案裁判對公眾意見的觀點分歧上。面對公眾意見,司法往往在合法與合理、法律與情理等選擇中“騎虎難下”,如同置身曲徑分叉的鏡城,難以突出重圍。當前發生的湯蘭蘭案、假疫苗案等,又把兩者的分歧推入了輿論旋渦。司法裁判如何回應公眾意見,才能抵達公平正義的彼岸?最高人民法院周強院長在《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加強刑事審判工作情況的報告》中也曾提道:“積極以案釋法,正確引導輿論,明確情感、道德與法律的界限,充分體現法律尺度和司法溫度的統一、法理情的統一。” [2]這對現代刑事裁判公眾認同提出了新要求。筆者認為,法治必定在司法與公眾意見的復雜關聯中跋涉前進,司法裁判離不開一定的輿論監督,公眾對司法公正往往有更高的期待,這就為公眾意見進入司法開辟了通道。但是,建構司法與公眾意見之間的良性互動,并非水到渠成的事,需要給予理論思考。
 

司法個案裁判與公眾意見的良性互動構建
 

  一、司法個案裁判中的輿論監督現象

  互聯網的發展為公眾意見開辟了更多的表達渠道,也使公眾意見成為司法裁判中不可忽視的監督力量,一系列案件的改判,如于歡案、趙春華案、王立軍案、許霆案、李昌奎案等,都顯現了公眾意見扭轉司法裁判而邁向公正的力量,湯蘭蘭案、復旦投毒案、南京虐童案、張明寶醉酒駕駛案、吳英案等,也能看到司法因回應公眾意見而獲得公眾認同的曙光。

  隨著社會的發展,刑事司法活動的透明度不斷增強,法院庭審直播、裁判文書通過中國裁判文書網向公眾公開以及刑事案件公開審理制度的不斷完善,使得公民對刑事裁判的關注度不斷提高;ヂ摼W的普及,微博、微信、短視頻平臺等各種新興媒介的興起,使得公眾了解刑事裁判以及相關案件情況的渠道增多,公眾能夠在較短時間內形成較大的輿論力量,對刑事裁判產生一定影響。在刑事司法活動與民意之間的互動過程中,有的刑事裁判采納了民眾的意見,產生了良好的法律和社會效果,也有的刑事裁判雖然與部分公眾的看法觀點不同,但是起到了普及法律知識和弘揚法治精神的作用,還有的刑事裁判在公眾的監督下糾正了錯誤,滿足了公眾對于司法公正的需求。

  案件之所以能夠進入公共視野,引發公眾的討論,主要原因有四。一是公民法治意識的提高。隨著法治社會建設穩步推進,公民的法治意識自然是水漲船高,權利保障的意識與需求隨之增強與升級,“討說法”已經成為網絡社會的口頭禪。更何況,發表對疑難案件、熱點案件的看法,是公民表達自由的體現,就像魚兒暢游于水、鳥兒翱翔于天空一樣。二是公共事件涉及范圍廣泛,如長生疫苗案、三鹿毒奶粉事件等,都觸及公民的道德底線,且這些案件涉及千千萬萬家庭,容易觸發眾怒,司法如若感受不到公眾憤怒的力量,就往往會成為“孩童嘲諷”的對象,司法因此也會被卷入到輿論大潮的旋渦。三是難辦案件增多。隨著訴訟社會的到來,疑難案件增多是不爭的事實。簡單案件,規范中蘊含的價值判斷單一,便于發現,也不容易引發爭議。復雜案件,規范中蘊含的價值判斷多元,不易發現,且難辦案件遭遇的困境往往是法律與情理之間的沖突,容易引發重大爭議。從當前引發社會關注的案件來說,主要是復雜案件,復雜案件簡單化、封閉化處理,就是引發爭議進而導致司法認同危機的重要原因。四是信息技術的發展。公眾意見在網絡空間中很容易形成凝聚效應,引發公眾的集體意識,尤其是網絡不中立背后的商業化發展,有時候也要塑造公眾意見,并為此推波助瀾,比如,一些律師在代理案件中需要塑造的輿論監督。

  (一)公眾意見進入司法,帶來法律理念之間的沖突

  公眾意見與司法裁判的理念背后都有著較為充分的論證,使得雙方都堅信自己的理念和論證是正確的。一旦公眾意見中個別聲音轉變為集體力量,公眾就會進一步確證自己先前的判斷是否準確無誤,且把這種判斷作為評判司法公正與否的標準。司法成為熱點案件處理的顯性主體,公眾成了熱點案件處理的隱性主體,輿論法庭就在所難免。法律人是接受法治的人,會從法律思維、法治思維角度思考,公眾往往不具有法律知識,總是從世道人心的情理角度思考,當法律人與公眾分別從不同邏輯起點討論熱點案件時,這種沖突也就不可避免,從而也呈現出大眾司法觀與精英司法觀之間的嚴重對峙。正如有學者分析認為,刑事犯罪以及與之相伴的刑事懲罰對社會公眾守持的生存及生活的理念沖擊力、震撼力相對較大,由此引起的刺激和反應也較為強烈[3]。

  (二)公眾意見進入司法,壓力型司法成為客觀存在

  公眾意見的在場,司法裁判被簡縮為“沖擊—回應”的被動過程,形成了一種基于外在壓力影響但又需要慎重對待的壓力型司法。壓力型司法形成的深層次原因是:司法者的法律觀與公民的道德觀之間的碰撞與融合,法治與道德各有其作用領域,并相互制約、互為支撐,對司法有不同要求:法治強調的是法律的普遍性,是規則之治,強調“以事實為根據、以法律為準繩”的封閉性和對正當程序的守護。道德注重人倫關系,強調常識、常理與常情,強調“天理、國法、人情”是統一的。壓力型司法并不可怕,反而是一種更加務實的存在,司法本就是各種力量相互角力、相互說服的角力場,有了公眾意見的在場,司法以說理引導公眾意見向理性發展就會有更堅實的硬核,這大致可以被稱為司法中“政治力學”現象,即司法過程出現了多個角力主體的介入,都基于政治的而非法律的理由參與到司法之中,從而導致了連鎖現象[4]。 “努力讓人民群眾在每一個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義”也會呈現出雖然關系復雜但具體鮮活的樣態。畢竟,司法并不是“黑匣子”里的操作,也不能仰賴司法機關的自我約束,而是需要接受人民的檢驗,需要收集公眾意見,并予以積極回應。

  (三)公眾意見進入司法,為司法實踐植入新基因

  公眾意見與司法獨立之間天然具有緊張關系,但公眾意見并不是司法的天敵。司法裁判抵觸公眾共同的價值觀引發的公眾意見,不能把公眾意見簡單歸咎于對司法獨立的干預,司法裁判能夠激起公眾的集體憤怒等,助益法治意識的培育,法學研究仍需認真討論如何協調司法與公眾意見之間的關系。司法與公眾意見之間看似對立,其實兩者是統一的,對立體現為司法的專業性、職業性與司法目標的矛盾,司法是一項專業性的活動,并不是普通公眾可以完成的作業,公眾意見不可能取代法律判斷,司法必定拒斥民意審判、輿論審判。統一體現為兩者具有相同的使命:其一,理性的公眾意見是表達正義的力量,司法是維護正義的最后一道防線,但它并非最正義的防線,司法的最終正義性往往取決于人民的根本利益;其二,司法需要發現與運用法律,這種法律雖為立法者制定,但卻來源于社會生活,與人民的意志密切相關;其三,無論是“司法為民”抑或“實現公平正義”的政治定位,決定司法必須遵守“為人民服務”的宗旨,不能置公眾意見于不顧。因此,民意不可違,司法要尊重。

  總之,面對難辦案件、熱點案件,法官往往無法運用專業知識作出能夠令公眾信服的裁判結論,公眾會借助于網絡、媒體等形成強大的民意訴求,形成對司法的強力制約。

  二、司法為何屢屢導致公眾認同危機

  從近年來引起公眾普遍關注的刑事案件類型來看,涉及罪與非罪、罪輕與罪重和死刑的案件數量較多。這些案件大多數都定罪準確、量刑得當,但是也有少數案件的處理方法存在爭議,引發了公眾廣泛的討論,比如,鴻茅藥酒案、于歡故意傷害案和鄧玉嬌案等。這就產生了一個問題,為何司法公眾認同的危機屢屢發生,其中的原因值得去研究。

  (一)刑事裁判層面的原因

  1.司法機關在一些案件的處理上存在不足。

  在司法活動中,只有用法治思維把法理、事理、情理有機結合起來,才能真正實現法律效果與社會效果的統一。然而,在司法實踐中,有一些案件在偵查、起訴和審判過程當中存在瑕疵,導致未能夠很好地實現法律效果、政治效果和社會效果的有機統一,導致公眾質疑。比如,杭州胡斌飆車案中公安機關在事件發生后未如實地公開胡斌肇事時的車速,降低了司法機關的公信力;云南“躲貓貓”案中由于監獄機關未及時清楚明確地解釋罪犯李蕎明的死因,引發了公眾的質疑;廣東譚秦東醫生“鴻茅藥酒”一案中,司法機關以損害商品聲譽罪為由跨省抓捕譚秦東的行為,引起了公眾對于以刑事手段干預民事糾紛的討論。如此種種,在一定程度上凸顯了目前司法機關工作中的不足,這是導致司法公眾認同危機的原因之一。

  2.我國律師未能充分發揮為犯罪嫌疑人辯護的作用。

  律師自身的業務能力和綜合素質影響了辯護的作用。刑事辯護對律師思維的敏捷性、細致性和全面性要求極高,對律師的道德素質也有較高的要求,所以能做好刑事案件辯護人的往往是有著豐富從業經驗、高超理論水平和在律師行業內有一定聲譽的律師。這就要求律師樹立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信仰,以維護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合法權益為己任,踏踏實實學習刑法學和犯罪學等學科知識理論,不斷積累實際辯護經驗,而這些品質和能力恰恰是目前很多年輕律師所缺乏的。因此,律師在刑事訴訟中的辯護作用是影響刑事裁判是否符合公眾認同的因素。

  3.公眾的法律心理受到多方面的影響。

  法律心理是一種法律意識,它直接與人們的日常生活、法律生活相聯系,是人們對法律現象表面的、直觀的、感性的認識和情緒,是對法律現象自發的、不系統的反映形式,是法律意識的感性階段。目前,我國大部分民眾還不能對法律現象形成系統化和科學化的觀點,所以許多人對法律事件包括刑事案件的認識停留在感性層面,即依據自身的閱歷、生活經驗和一定的法律知識對法律事件形成基本的判斷。影響法律心理的因素有很多,制度、宗教、文化乃至家訓家規都會對人們的法律心理產生或多或少的影響。在中國,由于儒家思想長期占據著中華文化的主流,所以儒家的道德觀、倫理觀以及社會治理觀已經深深地融入中國人的思想之中。這種現象有利有弊,一方面為公民在遇到危險時進行自救提供法律保障,彌補公力救濟的不足;另一方面也在一定程度上與現代的法治精神相違背,這就需要辯證地加以看待。比如,在辱母殺人案中,于歡為保護母親殺人的行為博得了公眾的同情,也促使二審法院重新審查案件事實,認定為防衛過當并減輕刑罰。該案由于涉及基本的倫理價值觀念,對公眾的法律心理產生了一定的影響,使得公眾普遍認為判處于歡無期徒刑過重,促使司法機關重新認定案件事實并且依法改判。再比如,張扣扣殺人案同樣涉及基本的倫理價值觀念,張扣扣為了報二十年前的“殺母之仇”而在傳統節日殺害王自新一家三口。在該案中,有一部分公眾對張扣扣抱有同情之心,認為張扣扣殺人事出有因,罪不至死,包括張扣扣的律師在辯護詞中也談到“這是一個血親復仇的故事”以及“復仇有著深刻的人性和社會基礎”,希望借助傳統的儒家思想和古代復仇殺人可以減輕處罰的法律制度來為張扣扣說情。但是,在法治精神已經深入人心的今天,再強調“復仇”的合法性已經不合時宜,F代的法律體系中已經規定了較為完善的緊急避險和正當防衛等對自身權益進行私力救濟的制度,均要求不法侵害必須正在發生。張扣扣針對二十多年前的不法侵害進行報復顯然于法無據,而且造成了三人死亡的嚴重后果,應當依法予以嚴懲。因此,公眾的法律心理會受到多種因素的影響,而這種法律心理也是導致司法活動認同危機的重要原因。

  (二)社會發展層面的原因

  隨著社會的不斷發展,各種新技術的普及,公眾有越來越多的時間精力和渠道參與到社會公共事務的討論甚至決策中來,刑事裁判的作出也不例外。社會的發展促進了輿論的監督,而在這個過程中就出現了公眾不認同司法機關所作出的刑事裁判的情況。

  公眾的綜合文化素質不斷提升,尤其是法律素養的提高,使得越來越多的人參與到刑事裁判的討論中來。近年來,我國大力推進教育事業,建立各類學校等教育機構,舉辦各項考試,我國公民的知識水平和學歷程度也有了長足的進步,其中培養了大量的法律人才,也做了相當多的普法工作。這使得我國的許多公民都具備了基本的法律常識,即使是沒有學習過法律知識的公民也能夠憑借自身的文化水平對一些案件作出有一定合理性的評判。因此,文化知識尤其是法律知識的普及,讓公眾具備了參與刑事裁判討論的內在條件。

  此外,技術的日新月異為公眾參與刑事裁判討論提供了外部條件。計算機技術、互聯網技術、移動終端等,已經走入許多“尋常百姓家”。尤其是近幾年來,微信公眾號、短視頻、微博等新媒體的發展與普及,使得一些存在爭議的刑事裁判案件在短時間內被“病毒式”地傳播,為公眾所熟知。比如,近幾年發生的“昆山于海明案”“于歡辱母殺人案”“鴻茅藥酒案”等案件,均通過網絡和媒體迅速傳播,引起了公眾的關注和討論。技術的發展也讓越來越多的社會問題暴露在公眾視野范圍之內。比如,杭州胡斌飆車案、“我爸是李剛”案、南京周久耕“天價香煙”案等,均受到公眾的譴責與批判。這些案件的公正公平公開處理,體現了民意在刑事司法中的作用。

  (三)綜合因素

  刑事裁判自身存在諸多爭議點,而且社會的發展給公眾提供了關注刑事案件的渠道,在兩者的綜合作用下,刑事裁判引發公眾爭議也就在所難免。第一,一些類型化的刑事裁判容易引發爭論。第二,公眾觀點,即民意對刑事裁判具有重要的作用,這也激發了公眾關注刑事裁判的積極性。

  表1 類型化刑事裁判(類型)
表1 類型化刑事裁判(類型)

  注:此表案例總數為30例,表中有效案例為14例。

  類型化的刑事裁判容易引起爭議,在收集的30個案例中,有14個屬于類型化的刑事裁判,占比接近一半。其中,有冤案的嫌疑、刑事手段干預民事糾紛和易產生社會不公平感的刑事案件往往能夠引發大范圍的關注和討論。從表1來看,有冤案嫌疑的案例有4個,分別是趙作海案、呼格吉勒圖案、聶樹斌案、念斌案等。涉嫌刑事手段干預民事糾紛的案例有4個,分別是天津老太持槍案、王力軍非法經營案、張文中案、鴻茅藥酒案等。容易產生社會不公平感的案例有6個,分別是云南“躲貓貓”案、鄧玉嬌案、杭州胡斌飆車案、安徽“白宮書記”案、“我爸是李剛”案、南京周久耕“天價香煙”案等。筆者認為,這些類型化的刑事裁判有一個共性,即較容易產生直觀的判斷。公眾憑借對案情的了解可以作出大體正確的判斷,比如趙作海案中被害人“復活”、呼格吉勒圖案中真兇另有其人、王立軍非法經營案中刑事手段對民事糾紛的干涉、“我爸是李剛”案中肇事方的囂張跋扈等,都有著明顯的對與錯、是與非的分別,而不需要運用專業的法律知識加以判斷,這也使得人人都能夠就案件的是非對錯進行評判。因此,一些類型化的刑事裁判容易引起公眾大范圍的討論,產生爭議也就在所難免。未來,司法機關可以把工作重點放在類型化的刑事案件上,在兼顧法理、事理和情理的基礎上做出裁判,以免引發公眾認同危機。

  表2 輿論影響統計表(輿論影響)
表2 輿論影響統計表(輿論影響)

  從統計出來的表格(表2)數據可以看出,由于公眾輿論對于刑事裁判的結果有著不小的影響和作用,這激發了公眾參與刑事裁判討論的熱情和積極性,也就容易出現與司法機關不同的“聲音”。在統計的30個案例中,有11個案件受到輿論關注后改判被告人無罪,有4個案件受到輿論關注后對被告人減輕處罰,總共占比達到50%?梢,司法機關在處理刑事案件過程中,越來越關注輿論的影響,并且采納了其中一部分的公眾觀點?梢,司法機關做到了兼顧法理、事理與情理,注重刑事裁判法律效果和社會效果的有機統一。司法機關對于公眾意見的采納是一種無形的“鼓勵”,促使更多的人通過網絡、報紙、雜志等途徑參與到刑事裁判的討論中。尤其在網絡中的論壇、微博以及新興的短視頻平臺中,人們用各種各樣的手段,如跟帖、評論、撰寫網絡段子等方式表達觀點和想法,讓刑事裁判的討論不再是“一家之言”或者是專業人士的“辯論場”,而形成了大眾參與、“百家爭鳴”的格局。

  圖1 輿論影響直方圖
圖1 輿論影響直方圖

  三、公眾意見對實現司法公正的價值

  司法獨立絕不會因公眾意見的風起潮涌而喪失,公眾意見其實是公民有發表不同意見和批評的自由,理性的公開討論對實現司法公正具有積極的價值,因為良好的公共精神與社會責任感是良法善治的基礎,公眾意見與司法之間的良性互動,是全面依法治國實踐不可回避的主題。對現代司法而言,公眾意見對實現司法公正至少有四個方面的價值。

  (一)能使司法獲得合法性支撐

  從系統論的視角來看, 刑事裁判的形成過程是由裁判主體、裁判形成機制等一系列因素構成的系統。刑事裁判無疑就是這個系統的“輸出”,而對這種“輸出”質的要求是具有可接受性[5]。司法最終的力量來源于公眾內心的支持與信賴,如果我們將司法僅僅理解為理性的規范的化身,則司法領域將成為遠離社會生活的理想王國,并無法降落到現實大地,所謂的正義、權威等也會成為“鏡中月、水中花”。雖然公眾意見的快速登堂入室會給法律人帶來不適應癥,甚至是焦慮癥,但是,司法是立法在社會生活層面的實踐活動,充分反映公眾意見,是司法公正更深層次的合法性基礎,比如,以“馬錫五審判方式”為代表的“法理型司法”何以具有正當性,就在于它“走群眾路線”。由此得到的啟發是,公正司法必須重視司法的合法性,依法審理,辨法析理,入情入理,并開辟一個“情、理、法”的理想交談情境。再如,在“彭宇案”中,公眾意見不僅指責“司法不公”的現象,而且指責社會缺失“見義勇為”的良知,該案判決最終導致的道德困境是“落難無人幫,遭災無人救”。盡管這一公眾意見多少有“事后諸葛亮”的嫌疑,但卻是一種理性的分析,可以為司法提供更多合法性支撐,以免司法重蹈覆轍。

  (二)為司法裁判提供道德基礎

  在哈貝馬斯看來,道德可以通過話語原則滲透到司法實踐,使司法實踐同交往行為的規范要求相聯系。法律不是對道德的消極限制,而是道德規范調節功能的補充[6]。司法無法外在于道德判斷,任何司法都需要一定程度的公眾支持來強化自身的合法化,這種支持追尋的是某種內在的東西,是一種由公眾信念表達出來的道德情感,正義的理性會悄無聲息地追隨公眾的道德情感宣泄,它不能容忍司法對“世道人心”“天理”“國情民意”等的背離。公眾意見作為一種群體心理現象,往往訴諸道德理性與非正式的心理契約,“道德”與“法律”是和合的,司法具有道德性,真與善不能完全分離,道德話語系統與法律話語系統則是司法必須直面的兩種力量,法官往往需要將目光不停往返于法律話語系統與道德話語系統。從本質上說,理性的公眾意見是公眾社會道德觀的體現,道德代表著社會秩序中的大眾意識,法律可以為公眾創設特定的義務,卻無法創設公眾服從法律的一般義務。如果案件裁判結果與公眾的(道德或經驗)直覺產生劇烈的沖突,那么批評性意見的匯集就成為裁判機關的無形壓力,這甚至在事實上構成了案件改判的主要動力和根本原因[7]。因此,司法應縮短而不是加大法律與社會生活的距離,司法必須重視公眾意見,深入挖掘法治的核心精神,應當重視法理思維,為司法注入一定的道德內核,否則,司法公正就永遠只會在途中。

  (三)有效增進司法的公眾認同

  伯爾曼說,“法律必須被信仰,否則將形同虛設”。法律被信仰乃是法治的內在要求,法律只有被信仰,公平正義的理念才會深入人心,進而才有司法的公眾認同,即考慮什么樣的判決結論是一般國民可以接受的,符合一般國民的規范意識,從而肯定司法的經驗、情理、感受的合理性,肯定司法判斷的合法性。法律如何被信仰,需要通過司法的公眾認同得以實現,固然,涉訴輿論背后往往包含了大量的社會信息與政治信息,公眾在參與案件討論時,往往結合了自己的社會處境[8]。但是這種公眾意見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對理性的公眾意見不予以尊重,失去司法的開放性;或者對不理性的公眾意見一味地屈從,失去司法的獨立性。司法是裁決的過程,也是說服公眾的過程,是一個通過說服確立司法權威的過程,有利于增進公眾對司法的信任和對法治的信仰,讓公眾接受某種裁判結論,有賴于司法及時回應輿情,比如,法院對湯蘭蘭案申訴的處理,就是一個回應公眾的關切、堅決維護法律權威、解答案件各種疑點的釋法說理過程,獲得了公眾認同。

  (四)有力監督司法的不公現象

  當權力制約權力不足時,制約權力濫用的任務就轉向了輿論監督。陽光是最好的“防腐劑”,司法不公對社會公正具有致命破壞作用,輿論監督是司法進步的動力,公眾意見既是對司法的監督,也是全社會對司法“圍觀”的力量,以陳英旭貪污案為例,本案是否構成貪污罪涉及大學教授是否屬于公務員身份,而法院對此的評判理由并不足以服眾[9]。涉及公共事件的案件之所以難以得到公正審理,與其說是司法不獨立,不如說是法律監督不夠。以李昌奎案為例,二審法院對李昌奎授予“免死金牌”,可是,按下葫蘆浮起瓢,公眾以“殺人償命”“手段殘忍”這一樸素的道德標準,認為不殺李昌奎“天理難容”,最終導致李昌奎案再審中被判處死刑立即執行,這是公眾意見有效監督司法不公的勝利果實。就此而言,公眾對司法予以關注并發表意見,是公眾法治意識增強的體現,恪守司法公正的法律人大可不必反感、懼怕、抵觸公眾意見,而是當以積極的、開放的姿態看待公眾意見。有時候,“當局者迷,旁觀者清”,公眾的最為樸素的正義感,反而比法律人更能看到司法裁判本身的缺陷,也更接近法律正義。最近十幾年來,劉涌案被改判死刑、許霆案被改為五年有期徒刑、于歡案由故意傷害罪被認定為防衛過當等,都是公眾意見促使司法裁判改變的典型事例,也都成了預防與監督司法不公的重要力量。

  四、司法裁判回應公眾意見的四重法則

  司法需要保持獨立。洶涌民意之下,司法何去何從?筆者認為,正確處理公眾意見與司法之間的關系,必須跳出民意干預司法獨立的框架去思考,跳出這種簡單化的對立,才能不被當前的司法模式所局限,才能看到司法如何引導公眾意見的理性發展,改變“媒體一報道、網上一討論、司法就傾斜”的異化現象,也才能借助公眾意見實現司法公正,避免以往一味地拒斥公眾意見帶來的司法認同危機。也許,這才是以司法面對公眾意見時撬開司法權威源泉的阿基米德支點。

  (一)基本立場重塑:通過回應理性的公眾意見提升司法權威

  是通過司法權威化解輿情審判,抑或通過回應公眾意見提升司法權威?這是關鍵問題。在走向權利的時代,司法權威是基于認同的權威,而不是基于強制的權威,司法公正是司法獲得公眾認同并具有權威的保障,通過司法權威化解輿情審判高估了司法對公眾意見的抵御能力,忽視了司法權威的真正來源。司法是維護社會公平正義的最后一道防線,也是一門平衡與妥協的藝術,必須對理性的公眾意見予以積極回應,不能蜻蜓點水,一帶而過,因為在價值多元化的時代,司法裁決具有選擇性、方向性,人們共同的道德觀決定了司法裁決的價值取向[10]。壓力型司法的實質涉及司法價值與道德正義的關系,對司法獨立的強調,并不意味著司法拒斥公眾意見,而是需要通過熱點案件中凝聚的公眾意見的積極回應,以提升司法權威。裁判者在處理復雜、疑難案件時,僅僅做到程序無瑕疵是不夠的,還要盡量做到內容合情合理。要對社會民眾的不同“聲音”進行全方位、多角度地審視、推究,達到實質合理的要求,從而作出民眾可以接受的裁判結論[11]。公平正義是司法的靈魂,是人民群眾感知司法公正的一把尺子。正義不僅應得到實現,而且要以人們看得見的方式加以實現,如果對公眾意見不予理睬或將錯就錯,即使是公正的判決,公眾也可能認為是不公正的,畢竟,司法是約定俗成的活動,是一種社會共識,是一種“生活提問”,公眾認同才是司法權威的終極根據。當然,司法對公眾意見的尊重,并不是一味地屈從公眾意見。為此,司法應實現由“現象驅動”到“制度驅動”的轉型升級,通過制度化、公開化方式收集、梳理與分析公眾意見,消除司法與公眾之間的隔閡,力求在法律框架和正當程序內自我調整,自主吸納對實現司法公正有價值的公眾意見。這又意味著,除了內在的法律視角外,現代司法還要始終堅持一種外在的眼光、開放的立場來思考個案的公正裁判,即發掘司法的核心精神,尊重公眾理性的意見表達,為個案裁判注入道德內涵,讓公眾感受到司法正義,這也是司法提升自身權威的關鍵。

  (二)內部機制優化:以司法的規范性預防非理性的公共意見

  “不以規矩,無以成方圓”,規范化仍應是司法活動的“定海神針”,相反,司法個案裁判為何會引發公眾意見,與公權力的不規范行使有關,這是國家權力與社會權力之間的碰撞與沖突原理。司法的規范性是一個綜合存在,包括司法理念的道德性、司法過程的開放性、司法說理的法理性。司法理念的道德性是公眾認同的根基,善良的心是最好的法律,司法是求真向善尚美的技藝,司法有時要“入鄉隨俗”,不能“卓爾不群”,更不能“強詞奪理”,這是增加司法判決的可接受性和確保司法合理的保障。司法過程的開放性是進行偏好轉化、達成共識的有效方式,也是一個去偽存真、由非理性到理性的過程,這就要求法官有時候也要換一種看問題的視角,像公眾那樣去思考,做到“從生活中來,到生活中去”。有學者認為,判決書說理既有助于化解矛盾,穩定社會秩序,反過來也能提高法官的素質,具有實現司法公正與社會穩定的重要功能[12]。這無疑是正確的,司法說理的法理性除了強化法律思維、法治思維外,尚需重視法理思維,法律是死的,法官是活的,正所謂“有理走遍天下,無理寸步難行”,對此,司法不能以力壓人,需要以理服人,合情合理,有根有據,而理是公平正義之道理。法官不能只是法律的搬運工,而是需要增強說理的法理性,司法不應因不宜確定而逃離法律的目的、法律的價值、法律的原則。

  (三)外部層次展開:以積極姿態引導公眾意見的理性表達

  司法必須保持獨立,不能被動迎合公眾意見,而是需要以司法的擔當與堅守,捍衛法治的精神,構建讓公眾“看得見的正義”,引導公眾意見更加理性。司法的開放性是客觀存在的[13],司法要敢于對非理性的公眾意見“亮劍”,需要在輿論鼎沸之中保持一定“定力”。司法具有引導作用,這種引導表面上是規范人的行為,人的行為是受觀念支配的,故關鍵在于改變人們的觀念:一方面,公眾意見具有虛假性。司法不可能做到讓所有群體都滿意,在公眾意見中,不理性是普遍存在的,不理性不僅是公民宣泄自己不滿的體現,而且具有極強的傳播力,很容易在特定群體中達成“共謀”,成為一種虛假的集體意識。司法是專業性極強的活動,并不能以全民狂歡的方式實現,也不是單一地對公眾意見的確認,司法必須對不理性的公眾意見保留必要免疫力。另一方面,公眾意見具有短距性。公眾意見是當時的,并不是未來的。司法的目標不僅是實現個案的正義,確保案件處理之間的協同性,而且要理清社會發展的理想。以死刑為例,面對假疫苗等公共事件,公眾意見往往是殺聲震天,似乎不殺不足以平民憤。對此,司法并不能被動迎合民意,而是要引導公眾正確認識死刑的局限性,塑造尊重生命的法律文化,最終走向一個沒有死刑的世界。司法對公眾意見的引導也會取得良好效果,比如,司法在“勸煙案”中對“死者為大”理念的糾正、在“奪命香蕉案”中對善良風俗的提倡,都很好地體現了司法的導向功能。

  (四)理論形態躍升:大力提倡、發展與實踐法理型司法

  我國司法體制正處于“爬坡過坎”的轉型時期,發展與實踐一種什么類型的司法至關重要。司法有威權型司法、魅力型司法與法理型司法之分,在價值單一化的時代,專業化與技術化的司法具有明顯優勢,司法權威也主要是一種基于強制的權威,威權型司法具有存在的必然性,當然,魅力型司法則成為一種社會理想,如包公斷案,它實現了天理、國法與人情的融合?稍趦r值多元化時代,體現公共理性、凝聚社會共識,成為司法的新元素,司法權威主要是一種基于認同的權威。這就需要提倡與發展法理型司法,讓司法臻于法理,法理是蘊含于法中的道理,凝聚了法的價值、法的道德、法的美德,法理旨在關照社會生活,凝聚常識、常理與常情,把法理運用于司法裁判,才能避免出現合法但不合理的裁判結論。在法理型司法中,司法總是包含多重規定性,它既以自身即目的的形態展示法治秩序的不可破壞性,又對公眾共同的道德觀表示必要的尊重,因為司法活動是事實判斷與價值判斷的統一,事實判斷強調真理性,價值判斷強調共識性,其中,價值判斷是要求極高的司法思維,是高難度的司法活動,見仁見智,難以評判。這就需要司法引導公眾以公益為目標,以理性為依循。在此過程中,司法依據法理鑒別、吸納與疏導公眾意見,司法既需要有親和力,在社會生活中揭示“法理”,使“死法”成為社會生活中的“活法”,也需要具有免疫力,自覺拒斥虛妄的公眾意見對司法的消極影響,避免輿論不當“綁架”司法。

  刑事裁判公眾認同問題研究是一個系統工程,本文討論的只是這一工程體系最急迫的任務[14]。公眾意見是一柄雙刃劍,運用得當,則國家與社會兩得其利;運用不當,則國家與社會兩受其害。面對公眾意見,司法的積極回應比消極逃避更重要,回應既包含著接受,也包含著引導。接受公眾意見,是對司法的道德性的強調;引導公眾意見,是對司法的終極目標的堅守。帶著這樣的定論,現代司法身上多了一份沉甸甸的責任。無論如何,司法都不能從沒事找事、無理取鬧等被干預的立場看待公眾意見,兩者當相互溝通,勠力同心。只是,司法應有更高的發展目標,應當體現更高的預測性,應當讓公眾感受到司法的溫度,這都需要司法認真對待公眾意見,從而實現由接受者到回饋者乃至引導者的角色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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