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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源今文經學思想主要內容探析

時間:2020-09-03 09:39作者:朱耀龍 姚武
本文導讀:這是一篇關于魏源今文經學思想主要內容探析的文章,魏源的今文經學思想體現了變革的理念,反映了其直面現實、力圖改變現實的勇氣和決心,也體現了魏源作為“睜眼看世界”的先行者之一,對世界發展潮流的敏銳洞察力和對外來思想文化的強力吸納,展現了中華民族文化博采眾長

  摘    要: 文章介紹了魏源今文經學形成的時代背景,主要探析了魏源今文經學的主要思想內涵:本末之辨的思想觀、夷夏之辨的天下觀、文道之辨的經世觀、古今之辨的進化觀,體現出了魏源試圖通過變革創新救亡圖存的憂國憂民的情懷。

  關鍵詞: 今文經學; 本末之辨; 夷夏之辨; 文道之辨; 古今之辨;

  Abstract: The paper introduces the background of the formation of Weiyuan's Confucian classics, and mainly analyzes the basic ideological connotation: the ideological concept based on the debate between the fundamental and the incidental, the world view based on the debate between Yi and Xia, the pragmatism view based on the debate between the literature and the Tao, and the evolution view based on the debate between the ancient and the modern, which embodies Weiyuan's concerns about the country and the attempts of national salvation through reform and innovation.

  Keyword: Confucian classics; the debate between the fundamental and the incidental; the debate between Yi and Xia; the debate between the literature and the Tao; the debate between the ancient and the modern;

  一

  魏源是嘉道時期開創新學風的經學家,是中國近代史上著名的思想家、史學家和文學家。著有《古微堂內外集》《書古微》《詩古微》《圣武記》《海國圖志》《皇朝經世文編》《元史新編》《老子本義》《孫子集注》等二十多種著作。其中《書古微》《詩古微》《兩漢今古文家法考》《董子春秋發微》等,奠定了清代今文經學的基礎,開創了晚清以降的新學風。

  什么是今文經學?它與古文經學是相對的,指的是研究西漢時期學者所傳述的儒家經典的學派,而古文經學指研究東漢時期馬融、鄭玄等學者所傳述的儒家經典的學派。兩者都屬于“漢學”,都傳述儒家經典。但魏源在《書古微》《詩古微》中認為,西漢孔安國得于孔壁的《古文尚書》與歐陽、夏侯所傳伏生之《今文尚書》是對儒家學說的真正傳承,而東漢杜林所得、馬融作傳、鄭玄注解的《古文尚書》是偽作。為什么呢?因為西漢時期的《古文尚書》與《今文尚書》所傳承的儒家學說的都是一樣的:“猶《詩》齊、魯、韓三家實同一家,此漢儒師說家法所最重。”[1]111但是東漢古文就不一樣,馬融所傳承的經書不同于賈逵的,賈逵所傳承的經書不同于劉歆的,而鄭玄所傳承的經書又不同于馬融的。因此,魏源認為西漢時《詩經》今文說,才真正體現周孔“制禮正樂之用心于來世”,而東漢時鄭玄等人對古文經《毛詩》的解說違背了圣人制禮作樂的真意,因而只有今文三家《詩》才是儒家的真正道統。

  那么,在當時古文經學盛行的乾嘉道時期,魏源為什么力主今文經學,而拒斥古文經學呢?這是由當時風雨飄搖的社會現實造成的。

  首先,鴉片戰爭加劇了乾嘉盛世以降的社會危機。嘉道時期,中國社會正進入數千年所未有的變局時代。內憂外患,中華民族進入到一個前所未有的危機時代。而此時大多數清朝官員根本沒有意識到危機的來臨,依然文恬武嬉,對世界形勢茫然無知。整個朝廷盲目自大,依然以天邦大國自居,視夷狄為癬疥。
 

魏源今文經學思想主要內容探析
 

  其次,嘉道學風的脫離現實。漢學的繁瑣,讓人們拘泥于故紙堆中而不知時代的發展變化,囿限于書本而不知民生疾苦,只知道繁瑣的考證,而不知真正用世于時勢,皓首窮經,不務現實,“錮天下聰明知慧,使盡出于無用之一途”[2]717。理學的玄談,“托玄虛之理”“無一事可效諸民物”[1]359。這種脫離現實、沉醉于故紙堆中、玄談空言的治學之風,加劇了社會危機,已成為人們接受新生事物和新思想的枷鎖。

  最后,魏源提出此主張,源于經世學派的傳統。經世致用是中國儒學的基本精神之一,具體表現為:關心時勢,面對現實,講求實用,反對高談闊論,力主革除社會弊端,以求挽救民族危亡。這種傳統源遠流長。明末清初,黃宗羲、顧炎武、王夫之等就曾大力倡導,魏源的今文經學思想不過是承其余緒而已。

  二

  魏源之所以大力弘揚今文經學,還與今文經學本身講求變易、力求除弊興利圖強的改革思想相關?梢哉f這種求變易、興改革的思想是今文經學的核心理念。魏源今文經學思想主要體現在以下四個方面:

  (一)本末之辨

  儒家學說自孟子提出“民貴君輕”的民本思想后,雖曾引起最高統治者對民眾的重視,但儒學骨子里面卻仍是君權神授、君貴民輕。孟子的思想只不過是對苦難中的人民一些虛幻的安慰,整個天下或政權是圍繞著君主運轉的。天下之本在于君的皇權思想在中國非常盛行和牢固。魏源在現實層面也許無法沖破自己所在階級的藩籬,但在思想認識上卻是有重大突破的,突出體現在他對美國和瑞士的國家制度的描述與評價上。

  對于西方國家的民主選舉制度,魏源從內心上是羨慕和推崇的。對“不設君位,惟立官長、貴族等辦理國務”“共推鄉官理事”的瑞士,魏源譽之“西土桃花源”[3]1313。美國選舉總統,每四年一個任期,完全由民眾公選推舉,不同于歷史上的任何政治制度,完全遵從民心民意,“眾可可之,眾否否之,眾好好之,眾惡惡之”[3]1316,魏源認為這樣的制度“其章程可垂奕世而無弊”[3]1215。魏源之所以推崇這樣的民主制度,當然不是他已具有這樣的民主思想意識,而是因為這樣的民主制度與儒家的“民貴君輕”的民本思想有著某種程度的相似性。但隨著他對兩種制度的深入認識和比較,魏源已隱隱覺察到,民主制度是人類社會歷史發展的必然趨向。

  同時,魏源還從儒家仁義思想出發,闡述了他樸素的民主思想:“人者,天地之仁也”“人為貴”,認為“天子者,眾所積而成”[1]44,天子,只不過是民眾推舉出來的,他也是民眾的一員。一旦侮慢百姓,他就喪失了民心,而一旦失去了民心,就會國破人亡,連上天也挽救不了。魏源又說,“罪在君者,人人得而誅之”[1]216,等等。

  魏源的這些思想火花,無疑是對君本思想的質疑和否定,其對當時的封建制度已表現出某種質疑,展現出一定的近代民主意識。

  另外,魏源從民富國強的目的出發,對中國封建社會幾千年的“重農抑商”“農本商末”思想進行了否定,提出“緩本急標”的主張,要求大力發展工商業,通過利民以求富國。

  在中國幾千年的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中,農業是國家的根本,無農不穩,是一個政權穩定的基礎,所以中國的每一個封建政權,無論在什么時候都課桑勸農。一旦農業欠收,就會導致社會動蕩甚至政權更替。而且農業是一個國家賦稅的主要來源,所以農本思想是封建時代根深蒂固的不可動搖的理念。但魏源著眼于當時世界形勢的變化,提出了“緩本急標”、大力發展工商業的思想主張。

  “語金生粟死之訓,重本抑末之誼,則食先于貨;語今日緩本急標之法,則貨又先于食。”[4]568一般來講,肯定是“本”比“末”重要,“食”比“貨”居于優先地位。但魏源認為,從清朝當時特定的形勢來看,應該優先大力發展“標”“貨”,而不是“本”“食”,因為前者比后者更急切。他以此為論,著重研究、論述了工商業發展、商品生產貿易、貨幣發行流通等方面的問題,他甚至提出了諸如建立新型機械工業之類的新問題。特別有價值的是,他還提出了學習和使用新的國外生產工具和技術來制造商品的想法,以促進中國工業的發展。這些主張和說法在當時清朝是驚世駭俗的,這也為后來的洋務運動提供了理論的武器和輿論上的準備。

  “專主于便民者,民便而國亦利”[5]47,他主張“利國”必先“利民”,“益上”必先“益下”,這又是魏源思想的一大進步。在封建時代,士大夫是恥于言利的,言利是小人的行徑,其更不會將利上升到國家富強的層面。而魏源認為,只有“利民”才能“民富”,只有“民富”才能“國強”,只有民富國強才能有效抵御列強的欺凌與侵略。魏源這種“緩本急標”的思想含有中國近代資本主義工商業發展的思想萌芽,而且上升到了國防安全、抵御外來侵略的高度。

  魏源關于“本末”思想的思辨,反映了他對封建時代許多思想觀念的質疑與否定,體現出他非凡的見識。他本能地意識到,在這個中華民族生死存亡的危急關頭,固守了上千年的君權農本思想再也無法擔當起振衰起敝的重任。而要想挽救風雨飄搖中的清王朝,就必須拋棄某些過時的思想,就必須向堅船利炮的強大“西夷”學習。

  (二)夷夏之辨

  自古以來,中國人自視為天朝上邦,形成了天朝中心大一統的天下觀: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充斥著“華尊夷卑”觀念,從來都主張“以夏變夷”,根本不會想到“以夷變夏”。國人認為教化四方是華夏之責,四方夷狄接受華夏的禮儀,華夏是規則的制定者,“四夷率土歸王命”一直是中華民族的常態。這種天朝上邦的心態,一直延續到晚清。在乾嘉時期,士大夫們“惟知九州以內”“徒知侈張中華,未睹寰瀛之大”[4]516。但這種心態被1840年的鴉片戰爭給徹底破壞了,“夏強夷弱”的局面不再,環視四方都是牙尖爪利的虎狼之國。中國從“夷師”轉而變成了“師夷”,故步自封的天下宇宙觀逐漸為開放的世界觀所替代,人們開始意識到中華民族不過是世界民族的一分子,而且是落后的一分子。魏源感慨于這一局面,提出了新的夷夏觀念:“師夷長技以制夷。”[1]207

  如何師夷長技以制夷?魏源提出了具體的路徑圖——從“悉夷”到“師夷”到“制夷”。

  魏源認為要制夷,必先師夷,要師夷,必先悉夷,所以魏源編寫了《海國圖志》,讓人們認識和了解外面的世界,讓中國認識到世界之大、外夷之強。在悉夷的基礎上,要善師,要師其長技:“夷之長技三:一戰艦,二火器,三養兵、練兵之法。”[6]32魏源認為,學習西方的長技,是為了振興武備、抵御列強、保家衛國,從而達到制夷的目的。

  學習西方,不僅要學習國外長技,而且要學習西方的用人制度甚至政治制度。如魏源建議改革科舉,在得風氣之先的福建、廣東二省增試水師一科,選拔和培養軍事科技人才。魏源還主張“請進來”,聘請法國、美國、葡萄牙等國技師,楚材晉用,傳授技術,“盡得西洋之長技為中國長技”。

  甚至對西方民主制度,魏源也表現出由衷的傾慕與贊美。他用“桃花源”這一中國人的烏托邦夢想來形容瑞士這一國度,用“公”“周”來贊美美國的民主制度。桃花源一直是中國古代文人的夢想和理想樂土,是對一個社會的最高評價,是中國古人的夢想結晶。由此可見瑞士在魏源心目中的完美。當然,魏源雖有對西方民主制度的贊美,但囿于自己的階級局限,還是無法實現從學習長技到學習制度的思想轉變。

  魏源的“師夷長技以制夷”思想,對當時守舊的社會意識是一個巨大的沖擊,展示出其對社會時事敏銳而深刻的洞察力,這反映了他今文經學思想中最為核心的變易思想。“師夷”——向西方學習,完全打破了當時傳承了幾千年的“華尊夷卑”“以夏變夷”“惟知九州”“四夷率土歸王命”的天朝上國夢想!逗鴪D志》更是將一個更廣闊的世界呈現在國人面前,讓國人的目光不在局限于中國,而是將目光投向了更為廣袤的世界。

  (三)文道之辨

  從封閉的天下觀到開放的世界觀的轉變,讓魏源認識到必須改變迂闊衰頹的嘉道文風。這主要受到中國傳統的經世學派的影響,但也不乏西方資本主義的實用主義觀念的影響。

  從文學觀念上看,魏源研學今文經學的意圖在于發揚西漢經世致用之學風,秉承儒家文以載道的思想,從而開一代“貫經術、故事、文章于一”的新文學風氣[1]152。魏源認為,無論“漢學”還是“宋學”,都有同樣的流弊——脫離現實,學無以致用。因而,他力倡今文經學,意圖恢復“古文”的道統與文統,從而使古文擺脫桐城派、漢學派只知吟詠情性、繁瑣考證而不問現實的文風,這對扭轉清代文風起到了極為關鍵的作用。

  魏源為了論證今文經學才是儒學正宗,寫了《詩古微》《書古微》等作品。他認為儒家的真精神能占變知來、匡扶正道、厘定制度、齊家治國、經世致用。而這種精神在宋明理學中已成玄談空論,在乾嘉漢學中已蕩然無存,只存在他所提倡的今文經學中。“《詩》則申公、轅固生、韓嬰、王吉、韋孟、匡衡皆以‘三百五篇’當諫書,《春秋》則董仲舒、雋不疑之決獄,《禮》則魯諸生、賈誼、韋玄成之議制度,而蕭望之等皆以《孝經》《論語》保傅輔道。”[1]151魏源看中的正是今文經學中這種大膽直面現實、勇于變革的精神,而不是埋頭故紙堆中尋章摘句、罔顧現實,他認為治學的目的在于經世,學以致用,就像上述引文所論及的,學《詩》以直諫,讀《春秋》而決獄,學《禮》而定制,通讀《孝經》《論語》為衛道。正因如此,魏源才強烈提倡文道貫一的極端的政教功利文學觀。“貫經術、故事、文章于一”,主張“文之用,源于道德而委于政事”[1]8,認為文外無道、文外無治、文外無學、文外無教,一切都是為了政治教化,文學就是進行政治教化的手段與工具。當然,這種政教功利的文學觀在封建時代極為盛行,也是源遠流長的。作為儒家經學踐行者的魏源,在民族危亡之際,自然極力主張文以載道的政教功利的文學觀,他希望能在士大夫知識階層喚醒人們救國圖強的意識。

  在魏源看來,道德、政事、學問、教化等凡能經世者,都是文的表現對象。而“文”,不過是政教經世內容的外顯形式。由此他反對“專取藻翰”“不問詩人所言何志”的詩風,更反對當時講究文采藻繪、售世嘩世、無益于時之文人。他的《皇朝經世文編》《海國圖志》等正是這種文學精神的體現。魏源這種“文必有補于世”的治文治學的實用精神,激勵了后來許多知識分子走出書齋,改造社會,振興中華。如提倡小說界革命的梁啟超,提倡白話文運動的胡適等,都受到魏源的影響。

  (四)古今之辨

  在中國漫長的封建時代,厚古薄今的復古思想很嚴重,從先秦到唐宋,一直到明清,復古之風是極為濃郁的?鬃拥“郁郁乎文哉,吾從周”,孟子的論仁政言必稱堯舜,韓愈的古文運動,張載的“為往圣繼絕學”,都是這種復古理念的表現。雖然在某一時期,這種復古思想可能對當時的社會發展有一定的貢獻,但這種復古之風的熾烈,在總體上禁錮了人們的思想,阻礙了社會的發展和進步。尤其是到了晚清,其已經成為社會發展的沉重枷鎖。而魏源的今文經學思想打破了這種傳統理念。他反對復古主義,力主變易變革才能推動社會進步和時代發展,才能挽救清王朝。

  “古乃有古,執古以繩今,是為誣今;執今以律古,是為誣古;誣今不可以為治,誣古不可以語學。”[7]18“租、庸、調變而兩稅,兩稅變而條編。變古愈盡,便民愈甚,雖圣王復作,必不舍條編而復兩稅,舍兩稅而復租、庸、調也;……天下事,人情所不便者變可復,人情所群便者變則不可復。”“履不必同,期于適足;治不必同,期于利民。”[1]48魏源在自己的著作中,從自然和社會的發展兩個層面,指出復古主義的不可能,社會治理的策略總是隨著“人情所群便者”而發展變化的,今勝于昔是歷史的必然規律。事物總是向前發展,時代越來越進步,這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秦起戎翟,以并天下,則知天下大勢所趨,圣人即不變之,封建亦必當自變。”[8]397他認為時代發展是大勢所趨,哪怕是圣人也阻擋不了,頌古非今只是復古主義缺乏歷史知識的謬論。

  那么如何判定這種變化是歷史的進步呢?“變古愈盡,便民愈甚”“履不必同,期于適足;治不必同,期于利民”,其檢驗的標準是看其是否“便民”“利民”。凡是有利于民眾的便捷之舉,凡是符合民眾的利益的,都是體現出歷史的進步的。魏源這種“便民”“利民”的思想與他的民本思想是一脈相承、緊密相關的。隨著對社會認識的深入,他后來還進一步提出了“利國”“利民”“利商”的思想。

  魏源的歷史進化思想,打破了中國儒家厚古薄今的復古理念,他提出了關注時代變遷、注重現實的思想,意在為現實之改革變法尋找理論的依據,這為近代社會的變革思想提供了理論的武器。

  三

  魏源今文經學思想,以“本末之辨”為核心,以“夷夏之辨”為表征,貫穿以“文道之辨”和“古今之辨”,充滿了對現實強烈的變革情懷。魏源基于對當時世界的發展趨勢——資本主義的興起的朦朧認識和深刻洞察,本能地意識到中國幾千年的封建社會綱常已挽救不了千瘡百孔的清王朝,必須從根本上改革——從君權過渡到民權。但這種改革在當時毫無可能性,所以魏源只能從民富國強的目的出發,提出“緩本急標”的思想,試圖通過發展工商業,以便民利民富民,以逐漸加強人民的權利。而這種本末的轉變在中國固有的思想文化中是難以找到支撐點的,所以必須學習外來的思想和文化,實現中華民族從“夷師”到“師夷”的角色轉變。而“師夷”——向西方資本主義學習,反過來促進了民本思想的發展和強大。資本主義的實用主義思想又與中國經世學派的思想存在某些一致性,因而在國家危亡時刻,極易形成極端功利的政教文學觀。這種政教文學觀極易為許多有志于改革社會的有為之士所接受,龔自珍如此,魏源亦如此,晚清主張“小說界革命”的梁啟超也如此,“五四”文學革命中提倡白話文運動的胡適也是如此。這種實用功利的文道觀破除了人們對古圣先賢的言論思想的迷信,厚今薄古的進化觀自然成為人們支持現實改革的思想武器。

  魏源的今文經學思想體現了變革的理念,反映了其直面現實、力圖改變現實的勇氣和決心,也體現了魏源作為“睜眼看世界”的先行者之一,對世界發展潮流的敏銳洞察力和對外來思想文化的強力吸納,展現了中華民族文化博采眾長的氣概,更表現出一代知識分子希望求新求變以圖強的憂國憂民情懷。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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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魏源.古微堂內集:第3卷[M].沈陽:遼寧人民出版社,1994.
  [8] 魏源.魏源全集:第2冊[M].長沙:岳麓書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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