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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的歷史》中異化的愛與健全生活方式構建

時間:2020-09-10 09:15作者:張宇
本文導讀:這是一篇關于《愛的歷史》中異化的愛與健全生活方式構建的文章,《愛的歷史》是妮可·克勞斯的第二部長篇小說,在2005年出版后便立刻登上英美各大暢銷排行榜,并入圍2006年英國橙子獎,至今被譯為35種語言。

  摘    要: 著名哲學家和心理學家弗洛姆認為現代社會是異化的社會,社會關系也隨之異化。在這樣的社會中,想要實現人與人之間的融合,關鍵在于愛。妮可·克勞斯的小說《愛的歷史》所講述的是在異化了的社會中生活的人們是如何努力尋求生命的價值和健全的生活方式的。從弗洛姆的異化理論出發分析小說中人與社會的異化、夫妻間的異化以及個人自身的異化,可以找出小說中的人物是如何試圖通過愛的方式走向正常生活的。

  關鍵詞: 妮可·克勞斯; 《愛的歷史》; 弗洛姆; 異化;

  《愛的歷史》是妮可·克勞斯的第二部長篇小說,在2005年出版后便立刻登上英美各大暢銷排行榜,并入圍2006年英國橙子獎,至今被譯為35種語言。妮可·克勞斯自小便博覽群書,十九歲開始發表詩歌作品,2002年出版了其第一部長篇小說《走進房間的男人》,榮獲《洛杉磯時報》年度最佳好書,克勞斯也被《時尚先生》譽為“全美最佳新秀作家”。2010年,克勞斯新作《大宅》承繼前兩部小說的細膩風格,于2011年入圍英國奧蘭治獎。同年,作家成功躋身由《紐約客》評選出的二十位“四十歲以下最優秀小說家”行列?藙谒乖诙啻卧L談中強調思考是其人生的樂趣之一,也正因為此,她的小說也多展現出對人、社會以及人與社會關系的觀察和深度思考。(魏蘭2013:13-14)其第二部長篇小說《愛的歷史》講述的是一位八十多歲患有心臟病的老人利歐和一位剛剛失去父親而痛苦的十四歲女孩兒艾爾瑪通過一本叫做《愛的歷史》的書而相遇的故事。此書的獨特之處在于故事內的一本叫《愛的歷史》的小說讓利歐、里特維諾夫以及艾爾瑪三個家庭的故事產生聯系,而在最后小說《愛的歷史》與故事內同名小說都以利歐的訃告結束。

  弗洛姆是一位著名的出生在德國一個猶太家庭的精神分析心理學家,經歷了兩次世界大戰,并在納粹上臺后被迫移居美國。他畢生的宗旨是認識人、改造人、美化人,創造健全的社會,為此,他潛心研究馬克思的學說和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學,弗洛姆曾說,“馬克思、弗洛伊德和愛因斯坦都是現時代的設計師。”(趙一凡等2017:81)在綜合二者的基礎上,弗洛姆提出了自己的異化思想和愛的理論。不同于馬克思的勞動異化理論,弗洛姆將異化升至心理學層面,“弗洛姆強調了一種外在的力量,這種外在的力量通過社會環境及其制度,壓迫、控制他人,從而產生了一種心理上的孤獨、離異之感。”(莫紹令2018:177)異化是一種病態的社會現象,而想要創建健全的社會,一個重要的因素就是“愛”。弗洛姆認為要擺脫這種異化帶來的孤獨,就要通過“愛”來實現。在小說《愛的歷史》中,利歐總是與孤獨相伴,在那個異化了的資本主義社會中,他總是需要做一些引人注目的事情來證明自己的存在;里特維諾夫一直生活在懊悔和自責當中,一直不將事實告訴自己妻子,這體現了夫妻間的異化;伯德則一直活在一個被自己異化了的宗教信仰的世界,認為自己是救世主。然而他們也都在試圖通過愛來尋找生命的價值,利歐一生都在默默的愛著自己的初戀艾爾瑪和兒子艾薩克;里特維諾夫正是因為愛而不敢告訴妻子實情;伯德也在用自己的方式愛著或者說“拯救”姐姐和媽媽。弗洛姆認為,“愛是一種創造性的力量,是人最基本的需要,是人所擁有的最深沉的激情。”(177)小說中的人物都在被愛治愈著,從弗洛姆的異化理論出發分析小說中的異化現象并找出故事中人物是如何通過愛獲得健全的生活方式,也為讀者理解小說《愛的歷史》提供一個新的視角。

  一、《愛的歷史》中異化的愛

  現代社會中物質財富的累積達到以往歷史的頂峰,但是人們卻總是感到孤獨不安。弗洛姆將這種情況稱之為異化,“社會成了異化的社會,人成了異化的人。”(宋平2017:24)在社會的生產過程中,各個生產環節和要素都發生了異化,在機器生產過程中,人成了機器的附庸,“作為他所使用的機器的一部分被雇傭。”(25)在消費環節,人們的消費欲越來越強,購物的原則不再是實用和需要,這種消費的方式與消費的物品產生異化。同樣在政治生活中的民主制度也在異化,民主本應是掌握在全體公民手中,但現代的資本主義社會中,民主是掌握在有錢的少數團體手中。在這種異化的社會中,社會關系也隨之異化。人與社會的關系發生異化,人與人的關系,甚至與人自身都產生異化現象。
 

《愛的歷史》中異化的愛與健全生活方式構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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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小說剛開場的時,八十多歲的患有心臟病利歐獨自“生活在一屋子的垃圾中。”(克勞斯2009:1)他是在二戰中幸存下來的猶太人,但戰爭過后,他失去了家人朋友,也失去了自己的愛人。終其一生,利歐都是獨自一人生活著。但八十多歲的他害怕自己在無人注意的情況下悄悄地死去,所以他為了讓人注意到自己,每次都作出夸張的舉動。當中餐館送外賣的小伙子每次過來的時候,他都“大費周章的尋找自己的錢包”(1);每次出門的時候,即使不渴也會買一杯果汁;他甚至會把零錢撒在人多的商店,即使跪在地上撿錢對于自己并不容易;雖然自己并不買鞋子,但他總會進入鞋店與店員搭訕一番。為了能讓別人注意到自己,他主動聯系去當繪畫課的裸模,他甚至感覺,“這聽上去真是太好了,那么多部位能讓人看,而且是那么多人。”(2)人作為社會的存在物,必然要與社會聯系才能獲得歸屬感和安全感以驅逐逃離所帶來的孤獨與寂寞,可以與社會中的其他人分享快樂,獲得幫助。但在弗洛姆看來,現代社會仿佛是有一個個原子組成的,只有通過金錢和利益才把人們聯系在一起,因此人們不關心與自己無關的他人或是他人的利益。(宋平2017:28)在這樣一個異化的社會中,利歐只能試圖通過一些夸張的方式與這個社會建立聯系以獲取人們的關注。小說中也有對利歐孤獨寂寞的直接描寫,

  “穿過馬路,我被一種冷漠的孤獨所籠罩。我感到黑暗、空虛,感到被拋棄,被忽略,被遺忘,我站在人行道上,覺得自己什么都不是,只是個撿垃圾的。人們在我身邊行色匆匆。每一個經過的人都比我快樂。”(克勞斯2009:126)

  利歐一直生活在孤獨的陰影中,甚至想象出自己兒時的伙伴布魯諾一直陪伴著自己,他和布魯諾會時;ハ嗖樘揭幌聦Ψ绞欠窠≡,他們會通過敲打散熱器的方式詢問對方是否還活著,“每三下都表示一句,‘你還活著嗎?’兩下代表,‘是的’,一下代表‘不’。”(克勞斯2009:206)在利歐決定去當繪畫課裸模的時候,在利歐得知兒子艾薩克去世的時候,在利歐回想自己當作家的夢想的時候,在利歐決定去拿回寄給兒子的那本小說的時候,在利歐的小說《包含一切的文字》以艾薩克的名義出版的時候,都有布魯諾陪伴著他。當利歐試圖回想沒有布魯諾的生活時,他發現自己做不到,布魯諾的相伴已經成為了自己生命中的常態,但當利歐收到與艾爾瑪會面的來信時,他再也聯系不到布魯諾,無論他怎么敲打散熱器,都不能收到布魯諾的回復,“也許我不該說他蠢貨,因為現在,當我最需要他的時候,我卻得不到任何回音。”(克勞斯2009:206)殊不知,布魯諾只是利歐自己孤獨下產生的幻影,真實的布魯諾已經在1941年7月的某一天已經死去。弗洛姆在《愛的藝術》中說,

  “人知道自己的孤獨和與世隔絕,意識到所面對社會和自然的威力、自己的無能為力———所有這一些都使他的特殊和孤寂的存在成為無法忍受的監禁。如果人不能從他的監獄中解放出來和打碎這一監獄,如果他不能以這種或那種方式,同他人或周圍世界結合在一起,他就會瘋狂。”(弗洛姆2002:27)

  在異化的社會中,利歐不能找到可以打破自己孤獨的“愛”與伙伴,他無法在現實生活中打破孤寂對自己的監禁,而最后只能變得瘋狂,幻想出自己兒時的伙伴陪伴著自己度過晚年,他甚至無法想象沒有布魯諾的生活,但直到“艾爾瑪”這個代表著利歐的愛與執著的名字再次出現在他的生命,又才將利歐再次拉回現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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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里特維諾夫剛剛到達西班牙的時候,他不斷地換工作,他先是在一個香腸工廠,但被解雇了,后來又去了一家雜貨店工作又被解雇,隨后,他又找到一份藥劑師的工作。那段時間是里特維諾夫很困難又痛苦的時期,當時納粹進占了他的祖國波蘭,而且他“本就為數不多的親人和朋友的來信變得少之又少,很難知道究竟發生了什么。”(克勞斯2009:151)對于困難、恐懼和無助,里特維諾夫總是喜歡一個人承受,當有周圍的朋友邀請他一塊兒吃飯時,他總是拒絕。在那段時間,里特維諾夫也是一個人孤獨地生活在異國他鄉。在他被一所猶太人學校聘為老師后,他認識了羅莎,后來成為他的妻子,是羅莎使他能夠真正在現實中生活。為了取悅羅莎,里特維諾夫開始抄襲利歐寄存在他那兒的《愛的歷史》,直到去世,里特維諾夫都沒有將這個秘密告訴羅莎。夫妻本應該真誠地對待彼此,而不應該有這種重大的秘密橫在彼此之間。但是,在這個異化了的社會,人與人的關系仿佛成了一種“兩個抽象物、兩部互相利用的活機器”,愛情也成為利益的權衡,這種關系讓人一時擺脫孤獨和不安感。(宋平2017:28)羅莎的陪伴會讓里特維諾夫一時間忘卻自己的過去,忘卻孤獨和不安,但也正是由于害怕羅莎離開自己,里特維諾夫不敢將抄襲一事告訴妻子,

  “時間越是流逝,他越想講出來,卻越難以啟齒。有時候,他會從夢中被驚醒。羅莎!他會叫出來。但是在這兩個字從他嘴里吐出來之前,他已經感覺到她的手放到了他的胸口,隨之而來的是她的聲音———什么事?怎么了親愛的?———他會失去他的勇氣,因為想到可能的結果而害怕。于是,他不敢說出本來要說的話,而是說:沒什么,只是一個惡夢罷了。等到她轉過身睡著后,他才掀開被子,一個人走到陽臺上去。”(克勞斯2009:107)

  由于擔心妻子的離開,里特維諾夫和妻子之間一直存在著沒有說透的秘密,里特維諾夫自己也因為說謊以及抄襲一事內疚,這甚至造成了里特維諾夫的內傷,“里特維諾夫的咳嗽越來越嚴重了……這不完全是因為他病了,還因為他有話想說”(107),這個秘密仿佛成了里特維諾夫一生的夢魘。

  (三)活在“彌賽亞”世界中的伯德

  在伯德幼小的時候他父親便去世了,他對父親的記憶甚少,他只能通過姐姐的描述來增加對父親的認識。從小生活在無父家庭的伯德將自己縱身于狂熱的宗教信仰中,他幻想自己是一位智者,是彌賽亞,是救世主,他甚至還自己建造了可以拯救媽媽和姐姐的方舟。在做好多事情之前他都會先問自己,“一個智者會這么做嗎?”(198)在弗洛姆看來,“人的本質需要是宗教產生的根源和內在核心,宗教是滿足人的本質需要的手段,宗教異化最重要的表現是出現極權主義宗教的盛行,他們認為,人只有完全屈服,從神那里獲得恩寵和幫助,才能感到力量。”(向佳莉2018:24)宗教本應該是為人服務的,為了滿足人們信仰的需要,但對于伯德,他已經完全的屈從于上帝,他努力去做智者才會做的事情,在伯德的日記中有這樣的敘述,“如果我需要什么我就會問上帝”(克勞斯2009:199),仿佛從上帝那里得到贊同和許可后才能感到充滿力量,他把自己最有價值的力量投射給了上帝,使得他與自己的力量相分離并且產生了奴隸般的依賴感,自己一無所有,一切皆是上帝給予的,在這種屈服中,他喪失了自己的獨立性和完整性。(向佳莉2018:24)

  二、在“愛”中構建健全生活方式

  在現代社會,人與社會,人與人甚至于人與自身都產生了異化。小說中利歐無法打破異化的社會中孤獨的牢籠而產生幻想;里特維諾夫生活在自己編織的由于謊言而造成的異化的婚姻中,每天都因愧疚而自責;伯德則是將自己鎖在彌賽亞的世界,將自己的價值投身于上帝,從而失去了自己的主體性且漸漸與整個社會疏遠。弗洛姆的人性異化思想具有強烈的使命感,即重拾人的尊嚴、價值和人的主體性。(向佳莉2018:18)“愛”則是在異化的社會重建健全生活方式的一個重要因素。小說中這三位活在異化世界里人又是如何努力走向健全生活的呢?

  在異化與孤獨的世界中,利歐一生仿佛只能依靠對艾爾瑪和兒子艾薩克默默地愛來證明自己生活的意義。在利歐躲避德國納粹的追殺的時候,他大部分時間都藏身于樹叢間、石縫間、地下室或是窖洞中,在如此艱難的環境中,他總是思念著自己的女孩艾爾瑪,“可以說是他對她的愛拯救了他。”(克勞斯2009:10)為了不打破艾爾瑪和兒子艾薩克已經步入正軌的生活,利歐把秘密藏在心中,他一直悄悄地愛著他們。艾薩克在長大后成為了一名作家,“我(利歐)收集了關于他(艾薩克)所有的剪報……二十年來,我訂購了所有可能出現他消息的雜志。”(73)弗洛姆認為,“‘給予’是愛的最高表達方式,這種‘給予’是使人快樂的,通過‘給予’和愛可以表達出人生命的存在,‘給予’是有四個要素的:關心、責任、尊重和認識。”(朱立元2005:165)利歐尊重艾爾瑪母子選擇的生活方式,默默地通過大眾傳媒去認識了解自己的兒子并用一生默默地關心和支持著他們。在給予對艾爾瑪母子愛的過程中,利歐是幸?鞓返,仿佛就是這種默默無聞的給予才讓利歐實現自己人生的價值,才能感覺到自己存在的意義。

  在剛剛來到西班牙的時候,里特維諾夫每日為工作而奔波,擔心自己仍在波蘭的親人,每天都活在痛苦和無助當中。但直到羅莎的出現,仿佛是照進了里特維諾夫生命的一道光,他開始嘗試遺忘自己的過去,學著在現實中生活。在兩人剛剛開始戀愛,特別是在羅莎試圖去吻他的時候,里特維諾夫“幾乎要喜悅的流下淚來。”(克勞斯2009:153)羅莎的愛使里特維諾夫開始改變自己,在對羅莎的愛與肯定的回饋中,里特維諾夫不惜盜用朋友的作品來取悅這個給自己帶來希望的女孩。但是又正是因為羅莎對丈夫里特維諾夫的愛使得她不去揭發丈夫的謊言,甚至幫他掩蓋事實。雖然里特維諾夫一生都活在愧疚當中,但是也正是有羅莎給予的愛使得他能夠在異國他鄉找到了生存的意義。

  生活在狂熱的宗教信仰當中的伯德也曾在姐姐小艾爾瑪愛的勸說下試圖變得正常,在伯德的日記中有這樣的記錄,“今天是我變正常的第十五天。艾爾瑪說如果我是正常人,那么我的生活就會輕松很多,更不用說其他人也會好過一點。”(克勞斯2009:147)雖然伯德到最后也沒能像正常人一般生活,但他在“彌賽亞”的世界里也在愛著母親和姐姐,在他預感將來會有洪水的時候,他為母親和姐姐建造了方舟,“將來會發生一場洪水,但是你們不用擔心。因為我已經為你們造了方舟。”(196)伯德在與親人的愛的交流中也試圖回歸正常的生活,在應對自我異化中,他也努力地尋找著正常且健全的生活方式。

  三、結論

  小說《愛的歷史》是通過非線性、不定式內聚焦的方式展開敘述,在這個異化的社會,故事中的每個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愛著,活著。利歐孤獨地生活在異化的社會中,他的經歷體現著人與社會的異化,但他從對艾爾瑪母子的愛中找到了生存的意義;里特維諾夫生活在由于謊言而異化了的婚姻中,這是夫妻間,即人與人之間的異化,但也是他和妻子羅莎相互之間的愛使他得以在舉目無親的異國他鄉正常地生活;伯德由于從小生活在無父的家庭而自我異化將自己封閉在瘋狂的宗教信仰之中,這使他失去了作為人的主體性,但是他在試圖變得正常,相信在時間的撫慰下,他對親人的愛能使其正常生活。弗洛姆認為,“愛是扎根在自己思想或感情體驗的一種堅定的信念……是一種確認”(弗洛姆2002:112)。在這部小說中,作者描述了在這個異化的世界里人們是如何努力通過愛走向健全的生活方式,這也為讀者提供了全新的認識世界和生活應有的態度。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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