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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太宗詩歌中的嘉遁情懷及其影響

時間:2020-09-15 09:32作者:王珺
本文導讀:這是一篇關于唐太宗詩歌中的嘉遁情懷及其影響的文章,太宗的詩歌創作囿于儒家的禮教觀念,長于雄渾雅正的創作風格,但又流露出對高蹈超脫的精神境界的向往,這就導致初唐的文壇既崇尚隱逸,又拘泥于“明經思待詔,學劍覓封侯”的現世抱負,如此雖有助于推進了詩歌聲律、

  摘    要: 唐太宗雖是馬上皇帝,卻一向重視文學,籠絡了一批謀臣學士,太宗的言行也由此直接影響到士大夫階層。太宗存詩七十首,且詩作質量并不高,但世人多以雅正宏麗評價太宗的詩文,并認為他對初唐的文學生態影響頗深。太宗在歌詠現世人生的詩作中,往往會鐫刻著嘉遁尚隱的情思表露,體現了唐初“重貞退之節,息貪競之風”的文壇風尚,也豐富了宮廷詩歌的內涵,并影響了初唐的詩壇。

  關鍵詞: 唐太宗; 嘉遁; 詩歌;

  Abstract: Although Emperor Taizong of Tang encouraged a military spirit, he also devoted much attention to literature. He won over a group of civil servants who were also the palace literati so that his attitude could directly affect them. There are seventy poems of Emperor Taizong remained, and their aesthetic value is not high. However, most people set a high value on his poems with elegance and magnificence and believe that he had a deep influence on the literary ecology of the early Tang Dynasty. Emperor Taizong used literature as a tool to extol the flashy life in the present world in his poems, in which there was always an expression of recognition of seclusion from Taoism, which reflected the literary trend of “the festival of valuing purity and retreating, and the wind of fighting against greed” in the early Tang Dynasty, enriched the connotation of court poetry and influenced the poetic circles in the early Tang Dynasty as well.

  Keyword: Emperor Taizong of Tang; recognition of seclusion; poetry;

  對于唐太宗與唐初文學思想的關系,學界的看法基本一致,認同其重視文學,但不乏利用的關系。在直接觸及太宗思想與初唐文學關系上的研究中,梁爾濤的《走向隱逸:唐初朝野文學思想的共同趨向》對初唐詩歌的隱逸情懷作了詳實縝密的論述,不過對太宗詩文作品中因道教文化而產生的“嘉遁”“尚隱”之思的挖掘尚淺,對這種情懷在初唐文人中的影響也尚有論述的空間,本文即從初唐帝王與文學創作的關系入手,分析以太宗為代表的帝王詩歌中的因素,對當時權臣所作宮體詩和以王績為代表的庶士文人的詩歌創作的影響。

  一、唐太宗的初唐思想

  高祖與太宗曾經作為隋朝的王室宗親,一方重臣,屬于士大夫階層,無疑都受到過良好的儒家教育,也將儒家經世致用的思想在治理國家上發揮得淋漓盡致,他們對嘉遁情懷的看重,更多的是出于對其現世功用的看重!短浇洝分芯兔鞔_提出:“君臣者,治其亂,……。”

  早在魏晉南北朝時期,由于道教經典《老君音頌誡經》中有“老君當治,李弘應出”的字眼,起義者便多以“李弘”為托名,至隋末,《桃李謠》(1)盛傳,李密、李軌、李淵等李姓首領皆借讖語“李氏當為天子”為自己起義作注腳。
 

唐太宗詩歌中的嘉遁情懷及其影響
 

  樓觀派宗主岐暉在唐公李淵起義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他在隋末就已洞察隋煬帝好大喜功,耗費國力,必不久矣,于是他投靠了關隴望族首領李淵,并授命散布李唐當王的讖語,以此為唐營籠絡人心。在李淵揭竿而起之后,岐暉更是公然響應,甚至更名為“岐平定”,并“徹損衣資以供戎服,抽割菽粟以贍軍糧”,率道士接應起義軍,無論在人力物力上都給予李唐最大的支持。建唐后岐平定佐唐有功,李淵投桃報李,一再嘉獎。武德三年春天,高祖又親臨老君祠庭,“具千人之食以獻”,岐平定率道眾迎駕。“帝召平定及法師呂道濟、監齋趙道隆等,并賜坐。遂令百官悉就坐飲食,謂曰:朕之遠祖親來降此,朕為社稷主,其可無興建乎。乃降詔改樓觀日宗圣觀,賜白米二百石,帛一千匹,以供觀中修補。”[1]

  南方上清派的王遠知也是有政治遠見的代表人物。茅山派自陶弘景創立以來因其注重義理思辨,頗受南朝王公貴胄的青睞。到王遠知這一代,也得到了隋煬帝的重視,但由于隋煬帝晚年極盡荒淫,王遠知看出其大勢已去,遂轉而投靠李氏后人,與李淵暗中往來。不僅如此,王遠知在與唐營的接觸中,獨具慧眼,發現了李世民的治世之才:“武德中,太宗平王世充,與房玄齡微服以謁之。遠知迎謂曰:‘此中有圣人,得非秦王乎?’太宗因以實告。遠知曰:‘方作太平天子,愿自惜也’”[2]。王遠知洞悉了李世民稱帝的愿望,做出了預言。太宗登基后,對王遠知禮敬有加,欲加重位,王遠知深諳兔死狗烹之規律,固請歸山。李世民曾在敕書中回憶當初問道于王遠知的經歷,并言明其言論對自己影響至深,客觀上推動了上清派的發展。

  二、初唐文學生態的浸染與太宗詩歌中的嘉遁情懷

  武德二年五月,高祖“救樓觀令鼎新修營老君殿、天尊堂及尹真人廟,應觀內屋宇,務令寬博,稱其瞻仰。并賜土田十頃及仙游監地充莊,仍于觀側立監置官檢校修造,即以岐平定主觀事。”[1]296由此也為唐代文人間悄然興起的隱逸之風,直至上演“終南捷徑”埋下伏筆。

  上清派的宗師多長于理論建設,對唐王朝文學的浸潤影響較樓觀一派更為深遠綿長。成玄英是初唐玄學的大家,曾隱居于東海,貞觀五年被太宗召進京師,對莊老推崇備至,均有注疏且盛行于世。在其注疏中,成玄英表達了他對王道的思考:“夫帝王者,上符天道,下順蒼生,垂拱無為,因循任物,則天下治矣。而逆萬國之歡心,乖二儀之和氣,所作兇悖,則禍亂生也”[3]。即順應天道,無為而治,這種理念也一直貫穿在貞觀之治的始末。

  而他這種因循任物,道法自然的觀念在其心性論中闡述的更為深入,他認為:“玄者,深遠之義,亦是不滯之名。有無二心,徼妙兩觀,源于一道,同出異名。異名一道,謂之深遠。深遠之玄,理歸無滯,既不滯有,亦不滯無,二俱不滯,故謂之玄也”[4]。在成玄英看來有與無其實是一體,玄即為“不滯”,非有非無,即有即無,是一種更大的虛空。因此他提出:“人天雙遣,物我兩忘,既曰無終,何嘗有始?率性合道,不復師天。”[5]提倡物我兩忘的內心體驗,提倡率性而為的行事風格,他的這一理論也為當時的文士提供了安頓身心的新注腳。這些尚隱之思潛移默化地影響了太宗的治世和作文。

  仕與隱是中國文人創作一個永恒的主題,關系著如何安頓身心,隱逸思想源自先秦,盛于魏晉,唐初文人嘉遁尚隱不同于魏晉時期的逃避現實,實則是韜光養晦,以退為進。這在太宗的言行上都可找到理據,《資治通鑒》中有載:“上之起兵晉陽也,皆秦王世民之謀,上謂世民曰:‘若事成,則天下皆汝所致,當以汝為太子’,世民拜且辭”[6]。高祖起兵時就曾許諾要立李世民為太子,但李世民的反應是“拜且辭”,那是因為他明白李淵在用人之時以此來籠絡人心,而且他也識破了李淵心中對他的忌憚,所以以退為進。正因為深諳這樣的處世之道,他也喜好從標榜隱遁的文人中尋求高士,并禮敬有加,這在他自己的詩歌中也有流露,如在《詠桃》(2)中太宗描述了“禁苑”中的萬千桃花“迎風共一香”,卻不如在仙山野嶺“獨秀隱遙芳”,其所欣賞的遺世而獨立的形象,揭示了太宗心中對出塵脫俗的高士的向往。

  這種情緒在他《望終南山》一詩中表露的更加明顯。

  重巒俯渭水,碧嶂插遙天。

  出紅扶嶺日,入翠貯巖煙。

  疊松朝若夜,復岫闕疑全。

  對此恬千慮,無勞訪九仙。[7]

  詩中盛贊了終南山重巒碧嶂的磅礴山勢,又描繪了恍若仙境的山景,抒發了在此可以樂而忘憂的心情。這種心境被楊師道在和詩《賦終南山用風字韻應詔》中一語道破。

  睿言懷隱逸,輟馬踐幽業。白云飛夏雨,碧嶺橫春虹。

  草綠長楊路,花疏五柞宮。登臨日將晚,蘭桂起香風。[7]180

  首聯“睿言懷隱逸”,就道破了太宗詩中蘊含的出世之想,“輟馬踐幽業”更指對現世名利的看輕。后面用白云碧嶺、草綠花疏,這些柔美的意象描繪了終南山的旖旎風光,抒發了回歸自然之樂。

  太宗存詩七十首(按《全唐詩》),且詩作質量并不高,但世人多以雅正宏麗評價太宗的詩文,并認為他對初唐的文學生態影響頗深(3)。如在《帝京篇》其五、其九中都有“何如肆轍跡,萬里賞瑤池。”“無勞上懸圃,即此對神仙。”等表達對現世享樂的滿足和對神仙福地的詩句。其中,貞觀十五年太宗作了《入潼關》,引用了老子騎牛的典故來比喻他的政治理想。

  崤函稱地險,襟帶壯兩京。

  霜峰直臨道,冰河曲繞城。

  古木參差影,寒猿斷續聲。

  冠蓋往來合,風塵朝夕驚。

  高談先馬度,偽曉預雞鳴。

  棄繻懷遠志,封泥負壯情。

  別有真人氣,安知名不名。[7]326

  《入潼關》創作于唐太宗欲赴泰山封禪,因路遇彗星以為不祥,遂中途折返經潼關之時,許敬宗有應和。全詩共七聯,由寫潼關之險要入筆,通過霜峰、冰河、古木、寒猿等一系列意象構繪出一幅肅殺的初冬圖景。后半部份轉而借歌詠公孫龍、孟嘗君、終軍、王元等多位與潼關有關的圣人名士抒發自己建功立業的豪情。最后以老子西游經函谷關即潼關,見有紫氣東來,老子乘牛而過一事點明自己不計名利的超然姿態。

  這首詩并沒有跳脫宮廷詩的窠臼,結構上依然偏程式化,然其表露的質樸的實感豐富了這首詩歌的內涵。此詩的深意有三:一則太宗欲赴泰山封禪之事籌謀良久,舉國皆知,本是為李唐皇權揚威立萬的良機,卻被不詳的天象所阻滯,偃旗息鼓打道回府,其心情之低落可以想見,因此詩中景致的描寫也是心境的折射;二則封禪之事作罷令太宗顏面無光,他借諸多名士過潼關的境遇,特別是老子西游時的超然自況,也是為了掩飾未能借封禪揚威的失落;三則潼關是歷代兵家必爭之地,從崤山起經函谷到潼關這一段一百多里的道路,狹長險峻易守難攻,他在此作詩又特別提到老子,也是提醒世人自己是圣人之后,自有神人天佑,江山穩固不可撼動,有釣名之意。

  如前所述,太宗在歌詠現世浮華人生的詩作中,往往會有鐫刻著嘉隱的情思表露,體現了唐初“重貞退之節,息貪競之風”的文壇風尚,也豐富了宮廷詩歌的內涵,并影響了初唐的詩壇。

  三、嘉遁思想在宮廷文人中的影響

  太宗雖是馬上皇帝,卻一向重視文學,自作秦王時就設立文學館,貞觀年間又設弘文館,籠絡了一批謀臣學士,太宗的言行也由此直接影響到士大夫階層。應制詩往往是對政權的歌頌宣揚,思想深度和美學價值雖普遍較低,但因其擔負著宣教的功用,所以對當時社會文化的影響頗大,史學價值不可估量。明代的楊慎曾云:“唐自貞觀至景龍,詩人之作,盡是應制”[8]?梢哉f初唐文壇就是以宮廷詩人為核心的,這些文人在皇權的威懾和恩澤下進行的創作,架起了皇權與文壇間的一座橋梁。

  前文提到的楊師道,就曾代魏徵為侍中,性格周慎謹密。史書載:“師道退朝后,必引當時英俊,宴集園池,而文會之盛,當時莫比。雅善篇什,又工草隸,酣賞之際,援筆直書,有如宿構。太宗每見師道所制,必吟諷嗟賞之。”[2]97楊師道是太宗的近臣,對文學有非常高的鑒賞力,且也被太宗所賞識,常與其切磋詩文,所以對太宗圣意的揣摩自然比一般文士要深入。從太宗與他的詩歌唱和中可以看出太宗這種在詩歌中表露的超然物外的情懷,是滋生于儒家建功立業的抱負之上的,是功成名就后的一種自謙和暢想。而太宗的其他近臣也多有勘破此中意味的,所以在應詔而作的詩歌中既要盛贊太宗的功績,又要頌揚他的志趣,這也成了初唐應制詩的一種套路。

  比如太宗命權臣許敬宗做《奉和入潼關》,他敏銳地捕捉到了太宗借老子的典故表露的這種看似隱秘細微的心緒,所以他在和詩中運用了色彩濃重的意象,營造出凱旋回朝的祥瑞氛圍。

  曦馭循黃道,星陳引翠旗。

  濟潼紆萬乘,臨河耀六師。

  前旌彌陸海,后騎發通伊。

  勢逾回地軸,威盛轉天機。

  是節歲窮紀,關樹蕩涼飔。

  仙露含靈掌,瑞鼎照川湄。

  沖襟賞臨睨,高詠入京畿。[7]287

  許敬宗乃隋時禮部侍郎許善心之子,也曾入朝為官,頗有才名,先投于李密,后被李世民招入秦王府任學士,太宗繼位后官至檢校中書侍郎,高宗朝時以立武后之功,被加封侍中,可見其對圣意揣摩功力之深,當為宮廷文人之冠。許敬宗曾修國史、《西域圖志》《文館詞林》等文史書籍,其詩作被《翰林學士集》收錄最多,達二十一首,對當時的文壇也有一定的影響力。他的這首《奉和入潼關》通篇寫景,歌頌太宗率領的儀仗通過潼關時威風凜凜的氣勢。

  另外一位在初唐影響力更大的宮廷詩人,“上官體”的開創者——上官儀也曾有過類似的詩作。他在奉命酬和太宗《過舊宅二首》時也用了興隆的意象,營造仙府妙境。

  石關清晚夏,漩輿御早秋。

  神摩腸珠雨,仙吹響飛流。

  沛水祥云泛,宛郊瑞氣浮。

  大風迎漢筑,叢煙入舜球。

  翠梧臨鳳邸,滋蘭帶鶴舟。

  堰伯歌玄化,雇躥頌王游。[7]514

  而太宗的原詩反而更質樸放達。

  其一

  新豐停翠葷,誰邑駐鳴茄。

  園荒一徑斷,苔古半階斜。

  前池消舊水,昔樹發今花。

  一朝辭此地,四海遂為家。[7]334

  其二

  金輿巡白水,玉葷駐新豐。

  紐落藤披架,花殘菊破叢。

  葉鋪荒草蔓,流竭半池空。

  紉佩蘭凋徑,舒圭葉剪桐。

  昔地一蕃內,今宅九圍中。

  架海波澄鏡,韜戈器反農。

  八表文同軌,無勞歌大風。[7]345

  兩相對比,上官儀的作法就像鏡子一樣折射了太宗的心境。也正是因為許敬宗等人了解太宗,對游仙的生活和靈人的風姿充滿了艷羨之情,更借助渲染這種情懷以標榜自己的孤高脫俗。這可在許敬宗訪友人的詩作中窺見一二。

  幽人蹈箕潁,方士訪蓬瀛。

  豈若逢真氣,齊契體無名。

  既詮眾妙理,聊暢遠游情。

  縱心馳貝闕,怡神想玉京。

  或命馀杭酒,時聽洛濱笙。

  風衢通閬苑,星使下層城。

  蕙帳晨飆動,芝房夕露清。

  方葉棲遲趣,于此聽鐘聲。[7]291

  此詩開宗明義,上來就點明了探訪友人的目的,通篇描寫了和友人暢談妙理,把酒言歡的情景。此詩并非應制,所以寫得輕松暢然,無出世高蹈的仙姿,也沒有豐富神奇的想象,賦的是人間之事,全然一派現世田園自由自洽之樂。這種借助抒發隱逸情懷的田園詩作在初唐宮廷文人的創作中已經屢見不鮮。

  四、嘉遁尚隱在初唐田園詩中的體現

  唐初太宗出于一種矯揉造作、沽名釣譽的心理對隱逸文化的尊崇,深刻影響了文學生態,主要表現在對唐初山水田園詩歌的創作上,唐初山水田園詩人王績的詩文最具代表性。明人何良俊在《四友齋叢說》中提出:“唐時隱逸詩人,當推王無功、陸魯望(陸龜蒙)為第一。蓋當武德之初,猶有陳、隋遣習,而無功能盡洗鉛華,獨存體質。且嗜酒誕放,脫落世事,故于性情最近。今觀其詩,近而不淺,質而不俗,殊有魏、晉之風。”[9]

  據《舊唐書》及《新唐書》隱逸篇記載,王績字無功,絳州龍門人,曾在隋唐之際三仕三隱,其兄王通乃隋末大儒,與薛收、李播、房玄齡、陳叔達、李靖、魏徵、姚義等人均有交往。紀昀總結其人“身事兩朝,皆以仕途不達乃退而放浪于山林!缎绿茣妨兄峨[逸傳》所未喻也”[10]。他的詩歌風格、人生志趣深受魏晉文人,尤其是陶淵明的影響,由于家學的熏陶,又始終懷有報國之志,無奈沒有伯樂識得良駒,最終隱沒山林,詩酒為伴。這種作為隱逸名士待價而沽的生活狀態映射在他的詩歌中,既繼承了魏晉文脈,又鍛造出初唐田園詩的獨特詩風。

  王績在隋為官就因飲酒屢被彈劾,棄官而去時效仿陶淵明棄彭澤令后寫《歸去來兮辭》,做了一首《解六合丞還》。

  我家滄海白云邊,還將別業對林泉。

  不用功名喧一世,直取煙霞送百年。

  彭澤有田唯種黍,步兵從宦豈論錢?

  但愿朝朝長得醉,何辭夜夜甕間眠。[7]201

  可以看出,青年時的王績詩作風格是放浪不羈的,表達的是不愿為世俗所累的任性,是對魏晉詩風的繼承,但卻沒有那么決絕。魏晉名士大多喜好縱情山水,竹林七賢講求肆意酣暢、融入自然;理想主義者會對尋訪而來的客人說請別擋住我的陽光,這些王績都做不到,他的隱逸原因是未遇伯樂。

  王績在歸隱期間曾贈與“辛學士”一首詩《建德破后入長安詠秋蓬示辛學士》:“遇坎聊知止,逢風或未歸。孤根何處斷,輕葉強能飛。”[7]232表達了他郁郁不得志的境遇。“辛學士”在和詩《答王無功入長安詠秋蓬見示》中做出了愿意提攜王績的許諾:“托根雖異所,飄葉早相依。因風若有便,更共入云飛。”[7]238也印證了王績作詩的意圖,即渴望被舉薦,渴望建功立業的心理。

  這種心理在王績寫給秦王十八學士之一薛收的詩作中也有所表露。

  伊昔逢喪亂,歷數閏當馀。

  豺狼塞衢路,桑梓成丘墟。

  余及爾皆亡,東西各異居。

  爾為背風鳥,我為涸轍魚。

  逮承云雷后,欣逢天地初。

  東川聊下釣,南畝試揮鋤。

  資稅幸不及,伏臘常有儲。

  散誕時須酒,蕭條懶向書。

  朽木不可雕,短翮將焉攄。

  故人有深契,過我蓬蒿廬。

  曳裾出門迎,握手登前除。

  相看非舊顏,忽若形骸疏。

  追道宿昔事,切切心相于。

  憶我少年時,攜手游東渠。

  梅李夾兩岸,花枝何扶疏。

  同志亦不多,西莊有姚徐。

  嘗愛陶淵明,酌醴焚枯魚。

  嘗學公孫弘,策杖牧群豬。

  追念甫如昨,奄忽成空虛。

  人生詎能幾,歲歲常不舒。

  賴有北山僧,教我以真如。

  使我視聽遣,自覺塵累祛。

  何事須筌蹄,今已得兔魚。

  舊游儻多暇,同此釋紛拏。[7]198

  這首題為《薛記室收過莊見尋率題古意以贈》的詩中,王績通過對自己和薛收境遇的對比,表達了對自身現狀的不滿和對薛收仕途顯達的羨慕,以及對其不忘舊情的感念。詩中雖明寫偏愛陶淵明和北山僧式的歸隱,但依然關注朝堂動態,字句中的田園生活也是百無聊賴,足見其身隱心未隱,渴望被關注,被認同的心態。

  于是王績在武德中被詔征,他應詔之時寫了《被舉應徵別鄉中故人》。

  皇明照區域,帝思屬風云。

  燒山出隱士,治道送徵君。

  自惟逢艾影,叨名蘭桂芬。

  使君留白璧,天子降玄纁。

  山雞終失望,野鹿暫辭群。

  川氣含丹日,鄉煙間白云。

  停驂無以贈,握管遂成文。[7]226

  詩中以介子推自況,又以山雞野鹿自謙,對出仕的喜悅興奮之情半遮半掩,卻也欲蓋彌彰,正是當時天下初定懷有報國之志的文人出仕前心態的真實寫照。然而這次對王績的啟用卻并未如他所愿,待詔的日子很難熬,據《王無功文集序》記載:“君第七弟靜時為武皇千牛,謂君曰:‘待詔可樂否?’曰:‘待詔奉殊為蕭瑟,但良醴三升,差可戀爾。’侍中江國公,君之故人也。聞之曰:‘三升良醴未足矣絆住王先生也。’特判日給王待詔一斗。時人號為‘斗酒學士’。”[11]最終,王績在“貞觀初,以疾罷歸。”之后,王績曾被太樂府焦革起用為太樂丞,但不久焦革和他妻子相繼病故,王績只得掛冠而歸。

  在屢次仕途受挫之后,王績開始潛心莊老之學,并對其文學創作產生了深刻影響,王績在《答處士馮子華書》中描述其生活日常:“床頭素書數帙,莊、老及易而已。過此以往,罕嘗或披。忽憶弟兄,則渡河歸家,維舟岸側,興盡便返。”[12]說明王績從莊老哲學中找到安放其身心的方式,得到了慰藉,達到了自適其適的精神狀態,并且以隱士身份獲得了認同。王績的人生經歷和當時的文化生態促成了其“意疏體放,性有由然,兼棄俗遺名”[11]196的個性,并“以真率疏淺之風格入初唐諸家中,如鶯鳳群飛,忽逢野鹿,正是不可多得也”[13]。

  王績的詩歌在風格上淳樸自然,格律上又平仄和諧,突破了唐初宮體詩的精工婉媚,為律詩的發展奠定了基礎。例如他最為后人推崇的《野望》。

  東皋薄暮望,徙倚欲何依。

  樹樹皆秋色,山山唯落暉。

  牧人驅犢返,獵馬帶禽歸。

  相顧無相識,長歌懷采薇。[7]209

  此詩平仄相合,頷頸兩聯對仗工整,沈德潛認為:“《野望》五言詩,前此失嚴者多,應五言律詩的開始。”王績描述了他隱居東皋看到的日色漸昏時的秋日景象。詩中化用曹操繞樹三匝無枝可依的詩句和伯夷叔齊采薇而食最后餓死在首陽山的典故,抒發了懷才不遇的苦悶,卻寫得淡然悠遠。被聞一多評為:“唐初的第一首好詩”,認為“此詩得陶詩之神,而擺脫了他們的古風形式,應該說是唐代五律的開新之作”[14]。

  誠如其言,王績的詩歌上承陶朓,下啟四杰,開唐代山水田園詩風之先,其詩文反映了經歷了隋唐兩朝大亂初定的文人的生活狀態和精神面貌,王績的為人、為文均對當朝后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比如他在《黃頰山》中寫道:“幾看松葉秀,頻值菊花開。無人堪作伴,歲晚獨悠哉。”與王維“寒山轉蒼翠,秋水日潺湲。倚杖柴門外,臨風聽暮蟬。”以及“桂花何蒼蒼,秋來花更芳。自言歲寒性,不知露與霜”與“木末芙蓉花,山中發紅萼。澗戶寂無人,紛紛開且落”的意境幾近相通,充滿著對大自然的由衷迷戀和天人合一的暢然,這與他晚歲直抒胸臆的文風緊密相關。

  綜上所述,誠如李澤厚所言:“由于有屈莊的牽制,中國文藝便總能夠不斷沖破種種儒學正統的‘溫柔敦厚’‘文以載道’‘怨而不怒’的倫理束縛,而蔑視常規,鄙棄禮法,走向精神——心靈的自由和高蹈。由于儒、屈的牽制,中國文藝又不走向空漠的殘酷、虛妄的超脫或矯情的寂滅……”[15]唐太宗的詩歌創作囿于儒家的禮教觀念,長于雄渾雅正的創作風格,但又流露出對高蹈超脫的精神境界的向往,這就導致初唐的文壇既崇尚隱逸,又拘泥于“明經思待詔,學劍覓封侯”的現世抱負,如此雖有助于推進了詩歌聲律、內容的嚴整,但也導致了難有奔放絕俗的詩作產生。在當時的詩文創作中也影響了唐初的文學風貌,并為盛唐文學的走向埋下伏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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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清]紀昀.四庫全書總目[M].北京:中華書局,2013.
  [11] [唐]王績.王無功文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12] [清]董誥.全唐文[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13] 郭紹虞.清詩話續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14] 聞一多.聞一多論唐詩[M].沈陽:萬卷出版社,2008.
  [15] 李澤厚.華夏美學[M].北京:中外文化出版公司,1989.

  注釋

  1《桃李謠》:“桃李子,皇后繞揚州,宛轉花園里。巫浪語,誰道許!”
  2《全唐詩》卷一,全詩為:“禁苑春暉麗,花蹊綺樹妝。綴條深淺色,點露參差光。向日分千笑,迎風共一香。如何仙嶺側,獨秀隱遙芳。”
  3明胡震亨曾言:“唐初惟文皇《帝京篇》,藻贍精華,最為杰作。”清人毛先舒在《詩辯低》中評價太宗的詩作:“雖偶麗,乃鴻碩壯闊,振六朝靡靡。”明都穆認為:太宗詩作“皆雄偉不群,規模宏遠,真可謂帝王之作,非儒生騷人之所能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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