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豐村小說作品中的地域文化特點分析

時間:2020-09-15 09:38作者:王紹凱
本文導讀:這是一篇關于豐村小說作品中的地域文化特點分析的文章,地域文化是識別不同地域風情的一個重要指標,其中,地方風俗無疑是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一方水土養育一方人,也孕育出一方特色風俗文化,它是當地人賴以生存的精神家園。

  摘    要: 位于冀魯豫邊區的濮陽地區不僅是豐村賴以成長的物質家園,也為其提供了豐富的文學資源。豐村抗戰小說中不僅展示著發生在濮陽地區的壯烈抗戰故事和形形色色的苦難生活,也如實記錄下了這片土地上豐富的地域文化:隆重繁復的年節風俗,寄托著人們溫馨的文化記憶;承載使命的生育文化,傳達出農民苦難的生活及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各具特色的手工生產風俗,展現出農民們的生產生活風貌。所有這些,構成其故事講述和人物塑造的鮮活文化場域,為當時濮陽地區的社會生活留下了珍貴的文化鏡像。

  關鍵詞: 豐村小說; 濮陽; 地域文化;

  地域文化是識別不同地域風情的一個重要指標,其中,地方風俗無疑是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一方水土養育一方人,也孕育出一方特色風俗文化,它是當地人賴以生存的精神家園。風俗文化的形成往往是經歷了長期的文化積淀,久而久之成為后人思想的源泉、言行的規約和處事的指南。在抗戰時期的小說創作中,豫北濮陽地區的小說家豐村的小說反映了豐富的地域文化,如年節文化、生育文化、手工文化等,從多方面反映出抗戰年代豫北濮陽地區農村的風俗文化氛圍,也為其故事講述和人物塑造提供了鮮活的文化背景。

  一、隆重繁復的年節風俗,寄托著溫馨的文化記憶

  眾所周知,中華文明源遠流長,中華民族的年節文化是相當豐富的,這里的豐富不僅是指中華民族年節文化呈現出總體性的繁盛,也是指其是由各不相同、各具特色的地方年節文化所構成的。濮陽地區位于黃河中下游平原,屬于華夏文明的發祥地、傳統的農業區,這里所形成的年節文化是構成中華民族整體年節文化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甚至是其重要源頭。因此,兩相比較,濮陽地區年節文化與中華民族總體年節文化既有同一性,又有自己的地域特色。這在豐村抗戰時期的小說中有較多生動記錄。

  簡單一點的可隨手拈來,比如“人們像年初一起五更坐夜一般,坐著,等著”[1](109)便提到了一個流行很廣的風俗:過年要起五更、坐夜,這是農耕民族流傳很久的一個重要風俗,至今也在濮陽地區流傳。當然,這里便體現出年節文化的共性,其中蘊含的濮陽地域特色并不明顯。那么,更具特色的年節文化展示,就要深入到豐村的文學世界中去做細致的發掘和探尋。比如,在小說《望八里家》中便可見關于地方年節風俗的更具體詳細的描述———

  過了年,家家忙著串親戚,老門親戚剛走過一遍,正月十五又到了,人們忙著花燈,娘兒們成群結隊地忙著踏青,忙著送祖宗上墳,……

  正月二十來了,家家戶戶扎著花燈,忙著迎接今年的好財神了。俺伯伯程大方家由大個丫環領頭,做了跑馬轉燈,姊妹燈,元寶燈,龍鳳燈,……。人人掛著滿臉喜氣,等著傍黑,等著花燈一掛出去,財神一接到家里,就是一年安福了。

  程天洲正月初八以前就該上學堂里去了,可是,俺伯伯程大方留著他,叫他過十五,因為在俺那,十五是個小年節。過了十五,他又叫他過十七,說是十七該送祖宗回墳上,不能說為上學不孝敬老的一回。程天洲作難一般答應了,可是,十七一過,接財神的日子又來了,俺伯伯程大方一心留他接過財神才走……[2](61)

  財主程大方最為器重、引以為傲的二兒子程天洲放假回家過年,特別看重傳統習俗、倫理親情的程大方想要盡可能地留程天洲在家多住幾天,于是有了這一段關于當地年節風俗的描述。
 

豐村小說作品中的地域文化特點分析
 

  財主程大方是一位有著濃厚傳統思想禮俗意識的舊鄉紳,二兒子程天洲是一位走出舊家庭、習得新學問的新知識分子,拋開這里實質蘊含的兩代人對待傳統風俗的不同態度不論,單從文化考察上看,這里的確傳達出了當地豐富的年節風俗信息:首先是,過年時節家家要串親戚———“串親戚”也可謂是一個方言詞匯———尤其是要先緊著老門親戚去串,分清長幼遠近的秩序關系,這應該是一種宗法親族文化的遺存,但這樣的話,有的親戚較多的人家到正月十五也串不完。而小說中又交代:“在俺那,十五是個小年節”———大年剛過,行而未遠,小年接踵而至。而籌備這個小年,需要做的工作也并不簡單,鄉人的重視程度也并未減少很多,反而需要更多新花樣來慶賀一番:這個節日和接下來的正月二十財神節,是要扎花燈慶祝的———英文里邊把正月十五翻譯為燈籠節大概正是淵源于此。那么,怎么扎花燈慶祝呢?那就是花燈數量要多、樣式要繁:家境條件較好的程大方家便組織丫鬟扎了好多花燈:跑馬轉燈,姊妹燈,元寶燈,龍鳳燈……在節日的晚上高掛起來,燈火輝煌———大概在農民傳統意識中,儀式越是隆重就越是能吸引財神的到來,而“財神一接到家里,就是一年安福了”———在豐村家鄉,正月二十接財神是正月里諸多新年節慶活動的最后一道歡慶程序,這關系著這一年的財運家運,注定要隆重對待,怠慢不得。當然,具體到年節活動實踐中,細節規矩還有很多,完全寫出來的話將是小說篇幅所不允許的。所以,這里也僅就家鄉年節風俗中最有儀式性、代表性的一些活動做了描述,但已經足以引起人們對傳統年節風俗的溫馨回憶。

  此外,在正月十五前后,“娘兒們”要“成群結隊”進行踏青的活動,也是當地流傳的古老風俗。在濮陽地區,正月十五前后,天氣已經漸漸回暖,廣袤肥沃的土地上,農作物、野生植物已經開始出現嫩綠色,一年的生機萌發,正是踏青的好時節,這是符合當地時令特征的。還有,正月十七要把過年請回家的祖宗送回墳上———在豐村家鄉,每逢過年時,要把供奉的祖先牌位請出來,而且還要用黃紙書寫一個臨時牌位,粘貼在相關器物上或者臨近墻上,擺放在家里上房主位。年節里,要向祖先神位上供,寓意請祖先一起過新年,并接受后人的跪拜。到正月十七,與新年緊密相關的主要儀式、程序基本上已經走完,這時便要把祖先們送回墳上:主要是把黃紙書寫的祖先牌位取下來,再拿一些蠟燭香火煙花之類,在祖先墳前燃放、燒掉,表示請祖宗歸位。這一風俗也保存至今,只是由于時代原因,漸漸有所改易而已。

  從歷史和現實看來,上述這些基本上都是濮陽地區農村過年時節的重要風俗活動,豐村以小說的形式把它們記錄下來,為小說中的故事講述和人物活動營造出親切的文化氛圍,也讓我們得以了解那個年代的鄉人們所經歷的年節生活,為這片古老的土地留下一份珍貴的文化記憶。

  二、承載使命的生育文化,傳達出鄉民的苦難生活與美好向往

  生兒育女、傳宗接代是家庭生活里的重要事項,由此形成的生育文化承載著諸多地域文化內涵,所以在各個地方也是有所不同的。在豐村小說中,出于情節內容的需要也有寫到這方面的內容,當年濮陽地區的生育文化和相關風俗由此可見一斑。

  舉例來看,在小說《老干尖子當兵去了》中,交代老干尖子的家庭、身世時便寫到了相關的生育文化風俗,包括生男生女的風俗、看手相判命運的風俗、給孩子起名兒的風俗等等。

  在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的濮陽農村地區,農業耕作幾乎是唯一的活命方式,所以農民們特別看重生男孩兒:長大可做勞力。當然,在農民守舊的意識中,也是為傳承香火。老干尖子出生時,他的爺爺“老財迷”顯得坐臥不寧,手足無措,其實除了興奮之外,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擔心著生的是男是女。所以,聽到孩子出生的哭聲后,“老財迷”馬上走到塞著茅草的窗戶下,問房里伺候兒媳生產的老伴兒:生的是男是女———這是他首先急于知道的。值得注意的是,這時,作者寫道,他老伴用病弱的聲音回答的是“好孫子”———一個“好孫子”可謂傳達出了豐富的風俗內涵,里面包含著喜悅、孝道、家族、勞力,甚至包含著“面子”!所以,“老財迷”后來很快出門上街去了,得意地接受著街坊鄰居的祝賀。同樣更應注意的是,緊接著,“老財迷”的表現———

  “您小心!”“老財迷”在窗子外面囑托著。“您小心!您好好看看那小子的手,有幾個‘糧旋子’,有幾個‘簸箕’?”[3](10)

  孩子剛剛出生,作為孩子的爺爺,“老財迷”關注的不是孩子的健康狀況、是否順利等等,而是馬上執著地詢問著“有幾個‘糧旋子’,有幾個‘簸箕’”的問題———辨識一個剛出生的嬰兒的指紋,談何容易!但老伴兒還是趕緊去做,并且確認“‘扁墩’‘圓旋子’一共是十個咧”。得到這個回答后,“老財迷”驚喜地叫到“那好!”“這孩子生個財氣命!”心滿意足了。在濮陽地區農村,人們相信通過手指上的指紋形狀便可判斷孩子的人生命運,有“一斗窮二斗富”的說法———“斗”即此處的“扁墩”“圓旋子”。一般而言,人的指紋往往有兩種形狀:一是類似于簸箕形的,被稱為“簸箕”;一是類似于糧囤形的,便被稱為“扁墩”“圓旋子”或“斗”。對于農民來說,當然喜見糧囤,象征著有錢、財氣命。這里,孩子才剛剛出生,“老財迷”即巴望著確認這些,可見,“老財迷”實在不是浪得虛名,什么時候都能從錢財的角度關注問題。當然,從另一方面講,也是因為“老財迷”實在厭倦了艱辛窮苦的生活,渴望從各種可能的角度給自己一些發家致富、改變命運的希望。在此,豐村小說無疑寫出了當年濮陽地區普通農家生活的不易。

  按照當地的風俗,孩子出生后第三天要起名兒,這也是孩子一生中的大事,甚至也被認為是事關家族前途命運的大事,在“老財迷”家自然也不例外。“老財迷”家給孩子起名兒分成了三派,一派是“老財迷”媳婦兒———一個病怏怏的農村勞動婦女,認為從家族史上來看祖傳幾輩都不長壽,所以應給孩子起個“壽氣名兒”以改變這種狀況;一派是“老財迷”,明顯不贊同妻子的意見,而執著于起一個“財氣名兒”———財是他一生不變的追求;一派是黃來福———“老財迷”的兒子,孩子的爹,主張窮人家孩子無所謂,叫貓叫狗都行,當然也遭到了“老財迷”的批駁。所以最后勝出的就是“老財迷”,一番掐算之后定名“黃金倉”———認為完美蘊涵著他的偉大夢想:“兩手旋子墩滿糧,十年豐收金滿倉。很合轍,一百成的財氣,對啦!”[3](11)通過這一起名兒風俗的描繪,小說實質上再次立體化地塑造了“老財迷”的“財迷”經典形象。當然,也間接傳達出農民們現實生活的艱難進而對美好生活的向往。

  生育后代本是生物界的自然現象,但發生在人類身上就不同了,自然發生的事情也被賦予復雜的社會蘊含。這個復雜蘊含因時因地而大不相同,在豐村小說里,我們看到當年浸染于濮陽地區的生育文化及其被賦予的復雜地域蘊含。這是一種地域文化,也是那個特定的時代使然。

  三、豐富多彩的手工生產風俗,展現出鄉村的生產生活風貌

  由于農業生產是一種節奏很慢的生產活動,還有農忙農閑之分,所以,在傳統農業區一般都會有一些輔助性的手工業生產制作來填充閑暇時光,也可以帶來一些微薄的家庭收入。在濮陽農村地區,也有這樣的手工業生產活動。他們就地取材,人人可做,形成了一方特色。朱曉進教授說:“在‘山藥蛋派’作品中,濃烈的山西味道還常常來自于作家們對山西人的日常生活習慣和生活物事的描寫。”[4](47)那么,豐村小說里的手工生產場景則是對濮陽地區日常生活、特色物事的近景描寫,地域味道濃郁。

  在小說《烈火中的毀滅》中,作者寫到,動亂年代村里的男人們養成了一種坐夜的習慣。這“坐夜”就是居家鄰近的男人們夜晚圍坐在一起,這時除了聊閑天,就是同時做著一些手工生產:有的在納鞋底,這是一種常見的手工制作,不過一般是由婦女們做的,這里,男人也參與制作;有的在搓草繩子———當地農業生產中有一種短的一米多長的草繩,被稱為“草腰”,多次出現在豐村小說里,此外,他們也搓長草繩,或自用或出售,是一種常見的手工生產;有的在掐莛辮子,這是一種更具地域特色的手工活動,一般也是由家里的女人們在做,閑暇時男人們也參與。各有活計,特色紛呈。同樣在這篇小說中,也寫到了女人們“掐莛辮子”的情形———

  天已過傍黑,老年人就帶著怨氣,顫著胡子嘟噥說:

  “這時候還不上緊門子,是等財神爺來么?”

  媳婦們趕緊把大門關上,扭頭就囑咐自己的孩子說:

  “混子的槍子可不認人,晚上不準亂跑。”

  孩子聳聳肩膀,瞪瞪眼。媽媽就白瞪孩子一眼,說:

  “不聽話,叫您爹打死你!”

  她走進廚屋,拿起莛包子,坐在炕沿上,沉默不語地掐起細莛辮子來。

  老婆婆坐在炕頭上,盤著腿,像信女禱告似地低著頭,兩手別別筋筋地掐著粗麥秸莛,不斷嘆著氣,心里郁悶,對這世道似乎無法理解。[1](23)

  在豫北濮陽農村地區,這是一個很生動典型的生活畫面:傍晚時分,忙碌了一天的農家閑暇下來;日落而息,一家之主催促著關門閉戶———畢竟動蕩年代,社會治安沒有保證;孩子們還沒玩夠,蹦來跳去,招來母親的責罵;婦女們則開始利用晚上的時間掐辮子,不舍得過早睡覺———典型的人物,傳神的語言,熟悉的場景,寫出了那個年代農民們的心態和生活。而其中,尤其具有地域特色的就是掐辮子這個手工生產風俗。

  所謂掐辮子,就是拿小麥稈兒的上半段兒,即帶麥穗兒的那一段,方言稱為“莛子”,用水充分泡軟后一根根手工編成草編,因為外觀、手法都類似于姑娘的麻花辮,所以稱為“辮子”。完整來看,這項手工生產需要一整套的準備和制作過程,相當復雜和體系化。比如,要想掐出上好的辮子,首先得有上好的原材料:小麥桿兒上出產的莛子。好的莛子要又細又長又白又軟,掐出的辮子才賣相美觀、質量上乘。那么,這就要求播種的時候要選用專門的、會長出這種長莛子的小麥品種,然后生長過程中也要精心呵護,防治病蟲害、防倒伏(這種小麥特別容易倒伏)等等,收獲時也要手工去除麥籽以保留下完整的“莛子”。然后,用麥叉把麥穗上殘留的麥殼、麥稈兒上多余的麥葉刷下去,把莛子從麥稈兒里像提蒜薹一樣提出來,浸水泡軟后撈出一把左右,包上一塊布或毛巾———這就是“莛包子”:掐辮子時一般是把它夾在腋下的,這樣包起來,既可以避免弄濕衣服,又能夠保持浸泡的濕度———就可以上手掐了。如果掐出的辮子再經過硫磺熏蒸漂白,從而變得又白又軟,那就是上等品,會有串街小販以較高價錢收購。本段小說里所提到的“細莛辮子”,就屬于這種情況———或者至少是從普通麥稈兒中精選上好的細莛掐出的。出于技術和質量的要求,這一般是由年輕媳婦兒或女孩子來掐的。而“粗麥秸莛”則是用普通的麥稈兒提出的莛子掐成的,這種原料就難以掐出什么好辮子,加上質地粗硬,一般是由不太講究的老婆婆在掐,所以手法也“別別筋筋”,比較費勁。所以說,小說中如實地記錄下了這一手工生產風俗的基本面貌,進而反映出當時當地農民們的手工生產風俗、農閑生活風貌。

  辮子是制作草編制品的重要備料,濮陽地區,尤其是豐村的出生地清豐縣及相鄰的南樂縣的草編工業一度十分發達。而今,幾十年過去了,農民們的生產生活已經和正在發生著滄桑巨變,對于不少農民來說,一年四季的主業被進城務工占據,農業仿佛只是副業,抽個空、請個假回家操弄一下。至于掐辮子,也就沒有人有閑暇做這樣的效率低下的手工生產。所以,在可以預見的未來,掐辮子也要漸漸成為一項古老的工藝而面臨失傳了。放眼望去,在現代商品經濟、市場經濟沖擊之下,傳統農業手工業生產大概只得成為漸行漸遠的古老鄉村牧歌,傳唱在人們的記憶里了。撫今追昔,時代的巨變、傳統文化的消逝難免讓人不勝唏噓。

  豐村出生、成長的河南省濮陽市清豐縣,是典型的豫北平原地區。在這里,豐村自幼濡染了典型的地方風俗文化。后來,豐村離開家鄉赴鄰近的大名縣師范求學,受到新文化、新文學和革命思想的熏陶。動蕩年代中,當他走上社會,在陜北、四川等地從事著艱險的革命工作,而一旦開始自己的文學寫作,那些來自故鄉的人物故事、地方文化便不由自主地涌上心頭、跳動在靈動的筆尖,寫出來便成為我們今天還能讀到的這些散發著濃郁地域鄉情特色的文學作品。“文學有地域性,這一事實似乎很早就受人注意”[5](1),但就而今的學界而言,關于豐村相關小說的研究仍十分欠缺。感謝豐村,為家鄉留下了珍貴的文化記憶,更為濮陽地區進入中國現代文學史敘述打開了一扇窗。社會時過境遷,而文化則經久流傳,其中的文學意義和現實價值,對于今天的濮陽定然是不可磨滅的。

  參考文獻

  [1] 豐村.烈火中的毀滅[M].石家莊:花山文藝出版社,1986.
  [2] 豐村.望八里家[M]∥豐村.豐村小說選.鄭州:黃河文藝出版社,1985.
  [3] 豐村.老干尖子當兵去了[M]∥豐村.豐村小說選.鄭州:黃河文藝出版社,1985.
  [4] 朱曉進.“山藥蛋派”與三晉文化[M].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5.
  [5] 魏建,賈振勇.齊魯文化與山東新文學[M].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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