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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戰爭期間狄更斯小說在中國的譯介傳播

時間:2020-09-03 09:45作者:康欣 袁斌業
本文導讀:這是一篇關于抗日戰爭期間狄更斯小說在中國的譯介傳播的文章,在中國,狄更斯是譯介最早也是譯介作品最多的歐美作家之一。1904年,上!洞箨憟蟆穼⒌腋菇榻B給中國讀者,1907年林紓與魏易合作翻譯了狄更斯的五部長篇小說,取得了很好的反響。從此之后,狄更斯的作品在中國的譯介就

  摘    要: 狄更斯是中國譯介最早、譯介作品最多的英國作家之一。文章對全面抗戰時期狄更斯作品在中國的譯介情況系統梳理后發現,抗戰時期的社會文化語境決定了這一時期狄更斯作品在中國的譯介呈現戰爭題材更受譯者青睞、短篇小說譯介多于長篇小說、長篇小說多為重譯本且語言通俗化等特點。全面抗戰時期狄更斯作品在中國的譯介對抗戰文藝及狄更斯在中國的譯介進程都有一定的歷史價值,是狄更斯在中國翻譯史不可忽視的重要時期。

  關鍵詞: 全面抗戰時期; 狄更斯; 譯介;

  Abstract: Dickens is one of the earliest English writers whose works are translated and introduced in China. After a systematic review of the translation and introduction of Dickens' works in China during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the research concludes that:the social and cultural context of the Anti-Aggression War period determines that the translation and introduction of Dickens' works in China in this period is more popular with translators;short stories are translated more than novels;novels are mostly retranslated;and colloquial language is popular. The translation and introduction of Dickens' works in China during the Anti-Aggression War has certain historical value for the Anti-Aggression War literature and the process of Dickens' translation in China,which is an important period that cannot be ignored in the history of translation of Dickens in China.

  Keyword: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Dickens; translation and introduction;

  狄更斯(Charles Dickens,1812—1870)是19世紀英國批判現實主義文學的代表人物之一,一生共創作了十五部長篇小說,數十部中篇小說及上百篇短篇小說,其作品運用現實主義寫作手法,大都真實再現了他所在時代各個階級不同人的生活狀況,注重描寫底層生活人民的艱難困苦,揭露社會不公。因其作品中蘊含的人道主義精神,幽默風趣的語言及引人入勝的故事情節,狄更斯成為當時最受歡迎的小說家,其作品也被翻譯成多種語言在世界各地出版發行。在中國,狄更斯是譯介最早也是譯介作品最多的歐美作家之一。1904年,上!洞箨憟蟆穼⒌腋菇榻B給中國讀者,1907年林紓與魏易合作翻譯了狄更斯的五部長篇小說,取得了很好的反響。從此之后,狄更斯的作品在中國的譯介就沒有中斷過。

  關于狄更斯作品在中國的譯介,有學者已經做過相關研究?聛喿钤鐚Φ腋棺髌吩谥袊淖g介歷史進行了針對性、系統性的研究,考察了狄更斯在我國近一百年的譯介史,并分別從文學接受角度與翻譯研究角度剖析了新中國成立前(1907—1949)、新中國成立后頭三十年(1949—1977)、新時期以來(1978—2002)各個時期的譯介特點與重點,揭示了在狄更斯譯介背后復雜的操縱因素及與之關聯的我國各個時期文化語境的特色。[1]童真在其專著《狄更斯與中國》中,將狄更斯在中國的譯介分為1907—1948、1949—1966、1977—2008三個時期,介紹了狄更斯譯介的主要譯者及出版者,并分析了狄更斯代表作David Copperfield的三個漢譯本;指出了狄更斯在中國具有廣泛影響和被接受的緣由,分析了狄更斯對中國文學及中國作家的影響,著重分析了狄更斯對老舍及張天翼創作的影響。[2]
 

抗日戰爭期間狄更斯小說在中國的譯介傳播
 

  現有研究都沒有將全面抗戰時期作為一個獨立的時期來探討。筆者認為,抗戰期間,意識形態、文學取向、目標讀者及時代訴求都有其與眾不同的特點,因此,筆者將對全面抗戰時期狄更斯作品在中國的譯介情況進行系統的梳理總結,并分析其價值所在。

  一、全面抗戰時期狄更斯作品譯介情況

  全面抗戰時期,因時代語境的變化,民族救亡成為了時代的主流,社會現實促使文學翻譯的選擇更加傾向于現實主義文學。這一時期狄更斯作品的譯介主要表現在翻譯出版及期刊連載兩個方面。

  首先,從翻譯出版情況來看,魏易編譯的《雙城故事》(A Tale of Two Cities)于1933年3月出版后,上海商務印書館分別于1933年11月及1935年6月再版了1926年12月該館出版的伍光建譯本《勞苦世界》(Hard Times)。1933年12月,上海商務印書館以32開本的形式出版了林紓和魏易合譯的《塊肉余生述》(David Copperfield),至1937年6月該譯本已三次出版。1934年,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了伍光建翻譯的《二京記》(A Tale of Two Cities)。同年,由奚識之譯注的《雙城記》(A Tale of Two Cities)由上海三民圖書公司出版。1938年,上海達文書局出版了張由紀翻譯的《雙城記》,該譯本于1940年再版。1940年4月,上海合眾書店出版了海上室主翻譯的《雙城故事》文言文譯本。1942年2月,上海新時代社出版了邱斌存翻譯的歐美作家短篇小說集《湯琰穆飛游記》,其中狄更斯的短篇小說《娜如底死》《曷利底死》被收錄其中。1943年1月至1945年6月,重慶文化生活出版社陸續出版了許天虹翻譯的《大衛·高柏菲爾自述》(David Copperfield)(4冊),該譯本原譯稿54~57章在桂林緊急疏散時丟失,后由徐永懷補譯。1944年2月,重慶自強出版社出版了鄒綠芷翻譯的狄更斯短篇小說集《黃昏的故事》,其中收錄《黑內幕》《酒徒之死》《街燈夫》《黃昏的故事》《敏斯先生及其從兇》《雷斯奧斯帕金斯》六篇短篇小說。1945年1月至1946年1月,重慶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了許天虹翻譯的《雙城記》(3冊)。1945年2月,重慶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了方敬翻譯的狄更斯中篇小說《圣誕歡歌》(A Christmas Carol)。1945年9月,重慶國際文化服務社出版了陳原翻譯的狄更斯短篇小說《人生的戰斗》。

  從期刊發表方面來看,也很豐富。1939年10月至1940年4月,《文學研究》每月連載孫云翻譯的《圣誕歡歌》。1944年,鄒綠芷所譯的狄更斯短篇小說《酒徒之死》刊載于《文藝雜志》第三卷第三期。同年,鄒綠芷翻譯的《和雷細奧·斯帕金斯》刊于《中原》第一卷第三期。1943年,《改進》雜志刊載了許天虹翻譯的狄更斯短篇小說《古怪的當事人》及其隨筆《我的家庭生活》。

  自1931年至1945年抗戰期間,狄更斯有《雙城記》《大衛·科波菲爾》兩部長篇小說在中國得到譯介,既包括新譯本的出版,也包括前人譯本的再版。從譯本數量來看,《雙城記》在當時最受譯者及出版者歡迎,共出版五個不同譯本,《大衛·科波菲爾》次之。當時在中國譯介的中短篇小說有《人生的戰斗》《娜如底死》《曷利底死》《黑內幕》《酒徒之死》《街燈夫》《黃昏的故事》《敏斯先生及其從兇》《雷斯奧斯帕金斯》《圣誕歡歌》《古怪的當事人》,共計11篇,此外還有隨筆《我的家庭生活》。

  二、全面抗戰時期狄更斯作品在中國譯介的特點與戰時社會文化語境的互動

  査明建和謝天振認為,文學的發展受制于當時的政治文化,每個時期的文學翻譯也與當時的文化語境、社會政治對文學的訴求息息相關。不同的文化語境就決定了文學翻譯產生不同的價值取向,呈現不同的特點。[3]全面抗戰時期的社會文化語境同樣也決定了狄更斯作品這一時期在中國的譯介具有以下特點。

  (一)中長篇小說譯作多為重譯本且語言趨于通俗

  在全面抗戰時期,譯者選擇翻譯的狄更斯作品多為之前已經譯介到中國的作品。根據已知資料發現,《雙城記》首次譯介是1928年魏易編譯的版本,之后在抗戰時期出版了五種不同譯本,包括節譯本、全譯本、譯注本、文言譯本、白話譯本等;《大衛·科波菲爾》更是早在1908年就經林紓和魏易合作以《塊肉余生述》的名字進入中國讀者的視野并熟知,抗戰時期又有新譯本即許天虹譯本出現;《圣誕歡歌》譯本在中國首次出現是競生于1914年發表在《小說月報》第21期名為《慳人夢》的譯作,之后接連出現了孫毓修、聞野鶴、謝松糕翻譯的三個譯本;《人生的戰斗》在1916年最早由周瘦娟以譯名《至情》譯介到中國。此前的譯本都是文言譯本,而在抗戰時期,除去對之前已有譯本的再版,已很少有譯者用文言文翻譯,大都采用白話文,且所用語言通俗易懂。

  早在1908年,林紓和魏易合作翻譯了狄更斯的一系列作品,將其帶入中國人的視野并受到中國讀者的歡迎。之后,眾多譯者紛紛開始翻譯狄更斯的各種重要作品,這些作品已經為中國讀者所熟識。全面抗戰時期眾多重譯本的出現有兩方面原因:一是,戰爭使中國人民的生活極不穩定,各種日;顒影ǚg活動受到阻礙,譯者選擇翻譯之前已有譯本且有一定知名度的作品可以相對降低難度,減少相應工作量。二是,這一特點與當時的文學思潮相一致。在整個抗戰時期,從理論主張到創作,抗戰文學成為席卷文壇的主潮,稱之為“抗戰文學思潮”?箲鹞膶W思潮有兩個重要特點:第一,重視文學的大眾化、民族化;第二,現實主義是抗戰文學的主潮,但浪漫派文學和現代派文學仍有存在。[4]而這一時期之前的譯本都是文言文譯本,進入抗戰時期后,所有活動都圍繞抗戰這一主題展開,時代語境和文學訴求都發生了變化,目標讀者變為廣大抗戰軍民,目的變為激勵群眾戰斗的決心,增強群眾抗戰的信心。許多作家及學者諸如茅盾、老舍等都呼吁大眾文藝、文藝通俗化,呼吁用白話文寫作,翻譯也是如此。用白話文重譯之前的譯本正符合這一時期文學大眾化的特點。

  (二)短篇小說較之中長篇小說更受譯者青睞

  通過對抗戰時期狄更斯作品在中國譯介情況的統計可以發現,這一時期只有《雙城記》和《大衛·科波菲爾》兩部長篇小說、《人生的戰斗》及《圣誕歡歌》兩部中篇小說出現了新譯本,且都是重譯本,有之前的譯本借鑒參考,可以相對減少譯者的壓力。反觀篇幅較短的短篇小說,如《娜如底死》《曷利底死》《黑內幕》《酒徒之死》《街燈夫》《黃昏的故事》《敏斯先生及其從兇》《雷斯奧斯帕金斯》《古怪的當事人》九篇和隨筆《我的家庭生活》一篇,都是首次翻譯。由此可見,較之篇幅長、耗時久的長篇小說及中篇小說,抗戰時期譯者更傾向于選擇翻譯篇幅短小的短篇小說。

  譯者選擇翻譯短篇小說,一方面,是出于經濟上的考慮?箲饡r期,物價飛漲,收入下降,生活極不穩定。在這種艱苦的生活條件下,譯者為了支撐生活,更傾向于翻譯較短篇幅的作品來獲取稿費。如許天虹就曾說過:“改進社因戰事影響,經濟非常窘迫,我就只好譯寫較短的東西來投寄給浙東和贛南的各報——例如天臺的《青年日報》、寧海的《寧波日報》、云和的《東南日報》、贛縣的《正氣日報》、最近還有龍泉的《浙江日報》。幸蒙各報的編輯和主持人特別體諒,常常能把稿費提早匯寄給我,才使我們一家人能在這物價沖天飛漲、真正‘米珠薪柱’的非常時期茍延殘喘。”[5](P563-564)除此之外,國家局勢也限制了譯者的選擇。戰事影響使出版界處于暗淡的狀態,不但文藝的,就是一般書籍的印行都成了非常困難的事情,大型刊物是無法出版了,小刊物和小冊子是打破出版界沉寂的唯一東西。[6]周揚進一步指出,中國迫切需要大量形式短小、內容通俗而富于煽動性的作品。[6]另一方面,這與戰時文學活動的特點相呼應。朗誦詩、街頭詩、街頭劇、報告文學、短篇小說等小型作品的涌現,是這一時期文學活動的重要特點。這些作品以抗戰的內容和通俗多樣的形式,起到了宣傳群眾的作用。[4]

  (三)選材與戰爭相關,譯作內容充滿對勞苦大眾的同情

  全面抗戰時期,譯者在對狄更斯作品選擇譯介時,更加傾向于選擇與戰爭相關的題材。如最受譯者及出版者青睞的《雙城記》就以法國大革命為背景,其中不乏一些對戰爭場面的描寫:“深壕溝,雙吊橋,高厚堅固的石頭墻,八座大塔樓,大炮,火槍,烈火,濃煙。沖過烈火和濃煙,沖進烈火和濃煙,人海把他沖到了一門大炮跟前,于是他立即變成了一名炮手——酒鋪的德發日干得像一個勇猛的士兵。兩小時浴血奮戰。”[7]“在那年的十二月里,革命已經變得更加險惡、狂亂,甚至南方的河流都讓夜間強行拋入水中而淹死的尸體堵塞了,囚犯也給排成方陣行列而槍殺在南方冬季的陽光之下”等。[7]這些對戰爭場面及戰后慘狀的直接描寫可以引起身處戰火之中的中國讀者的共鳴,引發他們對戰爭的思考。此外,有一些譯作雖然主題與戰爭無關,但內容充滿了對勞苦大眾的同情,書中有大量對底層人民悲慘生活的描寫,同時又用語言及故事情節激勵人們在苦難中看到生活的希望,如狄更斯著名的圣誕故事《圣誕頌歌》。

  在戰時,翻譯家介紹盟邦作家描寫戰爭的作品,是因為這樣的作品能給中國讀者增加抗戰的力量,中國讀者可以從這些作品中認識別國國民怎樣為祖國盡天職,學習其奮斗經驗,啟發愛國心。[8]正如張由紀在其所譯的《雙城記》譯序中所說:“在中古時代歐洲人民的渴望自由真如我國民族在二十世紀的今日渴望平等一樣……可惜迭更司不生于今日,不生于亞洲,要不然他一定會把亞洲隔著大海的雙城怎樣地其中一個民族受盡壓迫,怎樣地要爭氣要平等以及一切的一切會給迭更司以寓意的筆調寫他一個痛快,讓后世人紛紛競讀。”[9]這是《雙城記》在全面抗戰時期受到譯者青睞的主要原因。

  三、全面抗戰時期狄更斯作品在中國譯介的價值

  全面抗戰時期狄更斯作品在中國的譯介是狄更斯在中國譯介歷程中不可忽視的重要時期。繼林紓翻譯狄更斯小說之后,有不少譯者對狄更斯的作品進行譯介,但這些譯本,包括林紓的譯本,翻譯方式均以改譯及節譯為主,語言采用文言文。而到了全面抗戰時期,由于左翼文藝思潮的興起,狄更斯作品中對資本主義社會陰暗面及勞動人民悲慘生活的直接描寫吸引了左翼文壇的關注,左翼翻譯家也成為全面抗戰時期狄更斯作品翻譯隊伍中的主要成員,將狄更斯作品首次忠實完整地翻譯出來,如許天虹翻譯的《雙城記》《大衛·高柏菲爾自述》等。此外,在左翼作家、翻譯家、出版者等的推動下,狄更斯作品的翻譯首次以選集的形式出版發行。1945年,首本《狄更斯選集》由巴金創辦的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其中收錄了許天虹翻譯的《雙城記》和《大衛·高柏菲爾自述》兩部長篇小說,以及法國作家莫洛亞著、許天虹翻譯的《狄更斯評傳》。這一時期,狄更斯短篇小說的譯介也得到較好的發展,共計9篇短篇小說公開發表,其中許天虹翻譯的《古怪的當事人》、邱斌存譯《娜如底死》《曷利底死》等都是首次譯入中國。此外,狄更斯第一本短篇小說集《黃昏的故事》(鄒綠芷譯)也是在全面抗戰時期出版發行。

  全面抗戰時期狄更斯作品在中國的譯介豐富了戰時中國人民的文化生活,激勵了中國人民的抗戰斗志,增強了中國人民抗戰到底的決心和信心。如《雙城記》中德法日夫婦關于革命富于反抗性的談話一定程度上可以安慰備受戰爭摧殘、看不到痛苦盡頭的中國讀者,激起備受戰爭摧殘的中國讀者持久抗戰的決心。“已經有很長時間了”,他太太學著說,“怎么會不要很長時間呢?復仇和懲罰需要很長的時間;這是規律。”“地震吞下一座城市并不要用很長的時間。”“哦,那好!告訴我預備那場地震要用多長時間?”“我想是很長一段時間。”“可是等它準備好了,它就發生了,并且立刻把擋著它的每樣東西都碾個粉碎?墒窃谶@段時間里,它一直都在準備,雖然咱們看不著也聽不見。這就是對你的安慰,把它記住吧。”“凡是咱們干的全都不是白干。我一個心眼兒地相信,咱們會看的見成功。”[9]小說中法國人民為了平等和自由英勇抗爭、不畏艱險,在逆境中也不放棄希望,堅信自己的一切行動都不會白費,相信自己一定會成功。這一精神給飽受欺凌和壓迫的中國人民帶來了極大的激勵和鼓舞,堅定了自己取得最終抗戰勝利、獲得民族解放的信心。

  四、結語

  在全面抗戰時期,由于人民的大多日;顒佑绕涫俏乃嚮顒邮艿綉馉幍淖璧K無法正常進行,對文學的訴求也發生了變化。文學趨于通俗化、大眾化,抗戰成了當時唯一的主題,一切都為抗戰服務。學者及出版者都呼吁文藝作家及翻譯家真實反映各種生活現象,借此來提高民眾的情緒及認識,以期推動解放進程。這一時代語境決定了這一時期狄更斯作品在中國的譯介呈現戰爭相關題材更受譯者青睞、短篇小說譯介多于長篇小說、長篇小說多為重譯本這些特點。全面抗戰時期狄更斯作品在中國的譯介對抗戰文藝及狄更斯在中國的譯介進程都有一定的歷史價值,是狄更斯作品在中國翻譯史上不可被忽視的重要時期。

  參考文獻

  [1] 柯亞.百年足跡:狄更斯在中國的譯介歷程[D].上海外國語大學,2003.
  [2] 童真.狄更斯與中國[M].湘潭:湘潭大學出版社,2008.
  [3] 查明建,謝天振.中國20世紀外國文學翻譯史(上)[M].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2007.
  [4] 吳宏聰,范伯群.中國現代文學史[M].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00.
  [5] 邵全建.譯書都為稻梁謀:回憶在臺州落戶的翻譯家許天虹[G]//方山.臺州全要.北京:中華書局,2000.
  [6] 周揚.抗戰時期的文學[G]//蘇光文.文學理論史料選.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88.
  [7] 狄更斯.雙城記[M].張玲,張揚,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11.
  [8] 廖七一.抗戰時期重慶翻譯研究[M].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2015.
  [9] 狄更斯.雙城記[M].張由紀,譯.上海:達文書局,19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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